August 31, 2004
经典重温：《战疫》——南方都市报抗非百日纪念特刊（2）
第二部分：萨斯改变我们
“4月的北京，飘悠着太多可疑的杨絮。”其实，用这则手机短信来形容2003年中国的春天同样恰如其分。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在萨斯第一份全球疫情报告中说，萨斯“看起来是21世纪的第一种严重和易于传染的疾病”。
这是25年来中国遭遇的最重大的挑战。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说，自1978年以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碰到涉及所有人的根本性问题，这实际上已是空前繁荣的时代，没人想到会有大事爆发。
“无论愿意或是不愿意，承认或是不承认，眼前发生的这场空前的、灾难性的大事件，对于正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其冲击和影响都将极为巨大，远远超过事件初期人们的一般估计。”著名的《财经》杂志在其5月1日出版的《ＳＡＲＳ号外》上如是说。
萨斯可能会翻开中国新的一页
萨斯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危机。
然而，中文危机一词，既包含危难，也包含机会的意思。而英文ｒｉｓｃｈａｎｃｅ一词也包含了危险（ｒｉｓｋ）和机会（ｃｈａｎｃｅ）两个相反相成的部分，这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福祸相依的辩证思想高度契合。
危机，把握好了就是契机，把握不好就是危难。
萨斯这个在高倍显微镜下有着美丽外表的东西，正挑战着中国的智慧和勇气。
萨斯的侵袭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5月7日出版的《了望》周刊援引经济学家常修泽的话说：坏事将变为好事。对这方面的有利影响要有足够的战略估计。
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载文说，中国政府应该汲取爆发萨斯的教训。中国将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在国际公众卫生领域，中国必须更加透明和公开，学会如何做大集体的一名队员。中国可以从萨斯爆发中汲取教训，必须懂得不仅要对自己国民，也要对全世界承担责任。
“ＳＡＲＳ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政改契机”。《亚洲华尔街日报》说，对萨斯的处理可能帮助新一届领导人建立权威，为今后的改革确定重要标准。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萨斯可能会翻开中国新的一页。中国领导者应对萨斯所采取的措施将会把中国的体制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萨斯给中国带来的短期冲击，而是应当集中关注在这次冲击之后，中国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重要变化。
还有观察家指出，正像9·11改变了美国一样，萨斯也将改变中国。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经历的灾难和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但是，我们将应该怎样学习？
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必将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巨大进步不会自己到来，这要建立在我们把握好机遇的前提上。
把危机变成机会，把灾难做成希望。在全球化的今天，战胜萨斯，中国政府不仅肩负着国人的重托，还必须面对世界的关注。因此，与其说把危机变成契机是一个可能，毋宁说是一种期待。
政府篇
从2月到5月，短短百日，萨斯由一个肘腋之疾演变成心腹之患，从而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警醒。
萨斯正如一面镜子，把中国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暴露了出来，把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的弱点都暴露了出来。
反思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成了“以ＧＤＰ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一直存在比较深层的危机。
萧庆伦，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自1981年开始对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高出一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
目前中国大约76％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自费看病的费用占私人健康支出中的近80％，而与此同时，1990年—2000年间，医疗费用增加了8—10倍。
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85％下降到90年代到中期的不到10％。正如政府所指出和担心的，萨斯在广大农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在经济落后的时期，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匮乏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飞速发展，经济总量进入全球前列的今天，公共卫生建设依然这么落后就不可理解了。关涉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产品，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或者说为什么没有较好地提供？
萨斯危机向我们的发展观敲响了警钟。
一个时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很多地方成了“以ＧＤＰ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单纯以ＧＤＰ为中心，必然会忽视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事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等。ＧＤＰ虽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水平，但并不能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此次萨斯事件鲜明地凸显了“经济增长”与“人民健康及人的自身发展”需要协调发展的问题。
没有社会全面发展，经济的快是有风险的，这次萨斯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要有第二、第三等等。我们好好考虑，怎么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经济学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来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个口号的提出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要不只是ＧＤＰ。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对人的尊重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
4月20日，中央政府决定取消“五一”长假，果断地把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放到了经济上面。拨出巨额专款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安排巨额资金建设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公布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种变化令人欣喜。
5月16日，中新社的一篇文章在解读这一变化时说，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萨斯事件，恰好是一个开端性的案例。
我们希望，中国以此案例为开端，革新发展观念，不仅追求“人造财富”（传统的ＧＤＰ）的增长，而且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ＧＤＰ），还要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人文ＧＤＰ）。尽管“人造财富”的ＧＤＰ会有所减少，但人文ＧＤＰ会大大上升，整个社会的发展会更加协调和稳定。
信息公开需要制度化——大陆民众初期对萨斯的知情权只有香港民众的1／5？
在祖国大陆和香港同时发生萨斯疫情时，人们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香港民众和祖国大陆民众享受着不同的疫情信息。
香港卫生署网站，萨斯患病人数保持每日更新，并且细分为医护人员和普通病人两类。对于淘大花园等高等感染率的危险地带，政府也在网上公布。
在中国国家卫生部的网站上，人们找不到单独疫情报道专栏。疫情五天一报，并混杂在其他消息当中。4月8日，中国宣布从当天开始将向世界卫生组织媒体报告疫情。但是后来世卫组织却说，中国并没有做到每天一报。
在《卫生部关于将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中，规定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对疫情要实行“日报告制度”，但是对民众却实行内外有别，只进行五日报告制。同样是疫区，大陆民众的知情权似乎只有香港民众的五分之一，更遑论信息质量。
据4月2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3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首次列为疫区，国家卫生部没有对民众通告。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将北京列为疫区，卫生部依然没有公告。令人关注的是，其间4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取消北京为疫区时，卫生部负责人却进行了通告，并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到了4月20日，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随着两位正部级高官的去职，萨斯疫情开始一天一报，民众对萨斯的知情权得到应有的尊重。
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朱芒在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说，希望这一事件能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向前走。
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对民众来说就是知情的权利。这正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和民众知情权紧密相连，成正比发展。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者沈岿说：政府应该相信民众有足够成熟的辨别能力和应变能力。无论从行政法上信息公开原则的角度看，还是从政府和全社会所希望达到积极防治萨斯、保持社会稳定、维系政府信用、防止经济下滑的目标来看，政府都有义务做到充分公开。
政府对待不同信息应有统一性，不能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陈欣副研究员说。
其实，只有将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疫情的真相，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和决策。
因此，知情权不仅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它还是一项基础的权利。只有它实现了才可能实现其他权利。虽然知情本身不会抵抗病毒，但是可以消除恐慌。谣言止于智者的本质应是“谣言止于知情者”。
反过来看，信息公开也是政府政务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只有信息公开了，政府才能接受更好的监督，才能更好地听取意见，才能得到更好的帮助。否则不但失去民众的信任，政府行为也会失去权威，还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4月24日，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报告》说，公共信息的坦诚和透明，对于建立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把萨斯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至关重要。
知情权立法在我国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已经制定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总的来看还很不够。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在这次抗击萨斯中多次强调对疫情不得缓报、漏报和瞒报，并对谎报军情者还作了严肃处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说，无可讳言，这次信息公开是一种“开放倒逼式”的。因此，我们希望经过这次危机，信息公开能够做到法制化、经常化和自觉化。
4·20罢官的深意————打造责任政府
4月20日，中共中央同时免去两个正部级高官的党内职务，接着，他们的行政职务也相继被免。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罕有的。在新中国所有的重大灾难和事故中，除了1980年“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中有部长被撤职之外，人们很难再找到中央政府这么严厉地处罚政府高级官员了。
“4·20”萨斯罢官，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花旗银行在萨斯对亚太经济冲击的报告中说，两名高级官员的罢免预示着中国在萨斯的处理方面将朝着透明化、负责任的方向发展。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中国政府极其罕见地罢免了两位高层官员。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有了新的要求。
的确，以往发生的灾难和事故并不少见，诸如沉船、坠机、塌桥、矿难等等，但是真正罢免主管领导职务的还比较罕见。这就会给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号，官员的权力太大，而责任却很小，官太好当了。
4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题为《高官免职凸现“新政”魄力》评论中说，在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休”。直到1995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才出现“引咎辞职”一词。
这次罢官事件说明，不管是哪一级官员同样要承担职务的责任，因为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这个事件还说明，政府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因此政府权力与责任应该具化在个人身上，通过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承担来形成政府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身为公共机构的领导人，这种惩罚本身也是对其他官员的一种警戒和教育，督促他们肩负起自己领域内的责任，不要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漠视公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观察家如此评论。
细心的人当会记起，今年3月18日，温家宝在当选总理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一句话：“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整整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18日，他在检查北京市大中小学和幼儿园萨斯防治工作时又讲了一句话：“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两天后，他的诺言兑现了。
这次罢官事件，连同后来各省多起大大小小的罢官事件使许多人联想到香港正在推行的“高官问责制”和内地呼声日高的引咎辞职制度，也使我们看到高层打造责任政府的努力。
5月17日新华社发出消息：人事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通知：防治非典不力，一律撤职开除。人事部、监察部近日联合发出的这份通知，就如何处理非典防治工作中有关人员的失职违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此举一出，便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说，这是好事。
但愿这样的好事越来越多。
反思应对危机机制———危机时刻政府为何缺少帮手？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随着加入ＷＴＯ，中国在国际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也正越来越受到国际舆论的注目。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她国内的情况快速变化，并与国际上———甚至是全球每一个地方接触交往的机会在增加，利害关系在增加，所以她遇到突发事态挑战的机会也就愈益增加。
同时，我们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开放时代。诸如自然灾害、战争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几乎无处不在。仅疫情一项，在1995年—2002年就发生了30多起。因此，中国能否建立一套危机应对和处理机制，有序地应对突发事态，以高效的攻关机制化解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迫在眉睫。
萨斯的到来，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弊端暴露出来了。我们现在承受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和心理准备还不足、反应还不快。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博士说，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方面，中国过去的计划体制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计划体制是高度权力集中的、动员型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效率很高，能马上使整个社会运作起来，把力量集中到要害点上，对付突发的难题。但是，这种体制下的政府往往是“无限政府”，认为自己可以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包打天下，替天行道。什么事情都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参与，会进行信息封锁，搞外松内紧。但是政府毕竟是“有限政府”，关起门来单干，反而会造成更多困难和不必要的国内和国外压力。
世异时移。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单位多样化，很多单位和政府不再有哺乳关系，其关系开始松散，无法直接下命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间组织ＮＧＯ、ＮＰＯ等等发展相当薄弱。
在此次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的政府，但除了政府和医疗人员之外，我们的公民“自组织”的能力还很差，他们除了洗手、戴口罩之外，还没有别的更实质性的事情可做。然而，在香港，我们看到一个忙碌的政府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忙碌的社会。
根据国外的经验看，危机处理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对危机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对策。第二，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随时和媒体公众保持沟通。第三，要成立指挥中心，加强统一指挥和协调，加强各级政府和各地政府之间的配合。第四，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第五，加强国际组织和国际间的联系与合作。
我们看到，在此次萨斯危机中，中央政府果断选择了对外信息公开，很快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外舆论的信任。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所有信息，得到科技援助，为稳定疫情取得主动。同时，和东盟诸国家联合抗萨，争取了国际支持和协助。
“从中国政府处理萨斯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体制也自此开始转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说。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这些应对措施反映了中国的适应能力、透明性和全球性，从这个角度看，萨斯对于中国的长期影响是积极的。“后萨斯时期”的中国会在危机深处日趋成熟。
经济篇
萨斯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危机，但不是经济危机
萨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是负面和严重的。
目前，国际知名预测机构纷纷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测，如果萨斯危机仅持续一个季度，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增长率为7·5％；标准普尔亚太主权评级部门称，萨斯爆发可能令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0·1～0·5％；中银国际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今年经济增长有机会减少0·5～1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对2003中国的增长率预算从原来的7％降到6·5％。如果萨斯继续影响商业的话，还将继续下调。
据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非典”流行对北京市及全国经济影响的初步分析》说，受萨斯影响，国内外旅游业直接损失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今年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达2100亿元。今年的ＧＤＰ增长8％难以实现，应在6％—7％之间。这个报告作者之一海闻教授说，我们的测算已经相当保守了。
但是，很多经济预测机构、经济学家及外电在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依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保持乐观。
5月2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说，在中国的大多数商人指出，非典是一场影响到经济的危机，而不是一场经济危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中国吸引各国公司的因素是能获得原材料和廉价的技术工人。这比萨斯的影响更持久。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况下，美国制造商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视为一个罕有的亮点，仍对中国情有独钟。分析师沃德曼认为，在美国，商业投资是一项具有周期性的短期指标。但在中国，投资属于长期行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
摩根士丹利负责人说，全球的评估分析家们所作的调查都认为，萨斯对中国制造业所造成的打击有限。这对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经济、制造业占ＧＤＰ44％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和需求支持的供应链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
5月13日—14日，“非典与亚洲经济”特别论坛在北京举行。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和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分别在大会发言。胡认为，局部致命打击不会影响全局，中国经济仍将保持8％—9％的速度。林认为，如果萨斯短期内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将减少1到2个百分点的预计过于悲观。除了餐饮、旅游、交通等行业影响较大外，萨斯对某些行业还有一些正面刺激作用，比如电信业。萨斯被控制以后，餐饮、零售业可能会有弹性恢复，这对经济有一定的弥补作用。同时，萨斯也不会影响外资的投入，因为外资到中国考虑的是长期因素，国外投资者不会因为萨斯的短期影响而改变其长期投入。
亚洲开发银行在最新的一期《2003亚洲发展展望》中国篇中说，受萨斯影响，2003—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慢，但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陈兴动说，总体而言，许多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是被破坏了，而仅仅是滞后，所以明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仍然会继续保持。
这些乐观除了来源于中国经济本身的分析，还来源于中国政府控制萨斯的努力和魄力。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视察走访和公开讲话，密度之高，历史罕有。从4月20日到5月8日，短短18天里，国务院和北京市出台防治萨斯的通知和文件180个，平均每天10个，密度之高，历史罕有。
然而，专家们还一致认为，萨斯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数字上，其最致命的打击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恐慌。
事实上，萨斯所传染的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十分有限，直接损失也相当有限，但是其导致的信心崩溃有可能令强大的经济运转失常。我们应该记取曾经带领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罗斯福的一句话：“我们惟一必须恐慌的就是恐慌本身。”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迪帕克说，由于短期的经济影响完全取决于公众的心理恐慌，因此信息政策将起关键作用。公共信息的坦诚和透明对于建立信任，从而把萨斯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篇
萨斯：一个激扬民气的好机会
在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格局正发生剧烈变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转型期社会，很少有哪一件事能够如此凝聚人心，激扬民气，出现上下呼应万众一心协力尽责的局面。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评价萨斯危机时说。
的确，萨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加强民族认同、提高凝聚力的最好机会。
任何一场危机，首先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公元前1500年，全球大约有60万个自治政体。然而到了今天只有190多个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几大文明包括中华民族，必然有其根本原因。
民族认同往往是在危机时刻培养的，民族认同往往是在危机时刻爆发的。这种民族认同弥足珍贵。
著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法国人的现代民族认同是在保卫法兰西、高唱《马赛曲》中产生的。中国最早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刺激了梁启超等新派士大夫萌发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认同。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又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意识扩展到整个知识精英。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以后才开始产生，才使得一般百姓感受到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到抗战以后才普世化。1945年以后到现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民族生存的整体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就在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整个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未知世界的微生物病毒。但它像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是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好契机。
此次危机中，中央提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号召，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向心力的表现。
当然，总体反观我们在萨斯危机中的表现，就会发现尚有遗憾之处。最先遭到袭击的是广州，我们在网上听到别的城市的某些人在幸灾乐祸。等北京被袭击后，我们又看到有人说，北京人的命也这么脆弱啊，更有的挖断国道，不让北京人出门，北京人出差更是受到严防死守。
别人的命运，真的和我们无关吗？现在的生活里，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鱼缸里的金鱼，水质的好坏关乎每一人的命运。没有民族认同感，互相排斥，谁也不能独自呼吸到好的空气。
世界所有强大的民族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二战结束时德国满目疮痍，城市夷为平地，男子死伤无数。但是在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德国人默默地从废墟中捡来碎砖烂瓦建设家园。
9·11发生以后，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达到了极点。许纪霖说，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受到攻击的不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纽约的灾难就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灾难，他们急于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的忠诚。最直接和简单的表达，就是每家每户悬挂星条旗。平日也有人挂国旗，一般这样的家庭被认为是保守派。但9·11之后，连自由派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汽车前挂国旗，通过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表达他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刻对共同体的忠诚和认同。
我们无法拒绝历史送上门来的机会。
公民篇
萨斯危机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从来没有一件事像萨斯一样，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一样，更能促使人们去关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你是一名官员，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政府一员，我是否要比普通公民肩负更多的责任呢？
如果你是一名医护人员，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须坚守工作岗位，我究竟有没有辞职的权利呢？
如果你不幸是一名萨斯患者，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必须配合医院的治疗，我有没有放弃治疗的权利？我死后有没有不被公布姓名及其他隐私的权利？
如果你不幸是一名疑似患者，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自由走动的权利？别人为什么要歧视我？
如果你不幸是一名疑似患者，又是一名高考考生，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被取消高考的权利，我有没有得到补偿的权利？
如果你是一名健康的被隔离者，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健康的公民，我有没有义务配合隔离，我为什么要被限制自由？我会不会被老板炒鱿鱼？隔离期间的工资怎么办？我能不能得到补偿？
如果你是一名被命令留守在城市的农民工，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享受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我家里的麦子谁帮我收，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得到救济？
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城市？我为什么要留在学校？
如果你是一名公众人物，你会不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公众人物，我平时比他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利益，所以我是不是在危机时应该担当更多的义务，从而站出来为抗击萨斯做一点工作呢？
……
还会有很多的身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归结到一个就是危机时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是公民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这样两个著名的角度。
一个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另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什么。他会问：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国家做什么？”
这是两个针锋相对又合二为一的问题，分别提出了现代社会下政府对公民的要求和公民对政府的要求：只有在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政府、国民和社会间的和谐。
如果我们拿这两个问题，分别考诸萨斯危机中的中国，就会发现我们的表现在诸多令人欣慰的同时，也有很多令人遗憾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说：关于萨斯事件，我要强调“三个务必”：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政府；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这三个务必提醒我们，不但在萨斯事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后萨斯时代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反思，社会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政府如何变得更有理性和更有政治责任感，国民如何不断提升素质？
行为篇
9·11改变了美国人，萨斯改变着中国人
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了。萨斯正像9·11改变美国人一样，改变着中国人。
零点调查集团应中国《新闻周刊》之邀就萨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北京、上海、广州的314名18—60岁的市民进行了随机抽样电话访问。
调查表明：北京的离婚率下降五成。北京西城区法院的便民法庭，以往每周需要办理简易离婚案件70件左右，而在4月下旬，平均每周不到40件。那里的法官说，萨斯疫情使得一些人处事慎重起来，一些婚姻出现红灯的当事人变得比以往通情达理、容易沟通多了。
当然，很多现象根本用不着调查，人们已经感同身受。
为了抵抗萨斯，很多人承认，开始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很多人开始学会经常洗手。吐痰罚款不再像以前一样仅仅是做做样子，开始动起真格。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还上了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人们开始反思，日本为何至今只出现一例萨斯，除了幸运之外，是不是与其民众文明程度和卫生习惯有关。日本人养成了把痰吐在手绢上带回家清洗的习惯。
萨斯开始使人挑战传统的饮食习惯。分食制、公筷制开始流行。回家吃饭在办公室里也不再是一件被嘲笑的事情。
食野味，正成为一件容易引起众怒的事情。已有生物学家和医学家高度怀疑萨斯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他们正在寻找证据。食野味的荣誉感、新奇感正变成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如果能变成人类对动物和自然界的敬畏感，将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萨斯修正了医患关系，人们抛弃了以前对医护人员的抱怨，开始称他们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萨斯影响人们团聚，但是人们的心却离得更近。亲情电话，爱情短信，飞速发展。
萨斯危机，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人们从萨斯初期的盲目恐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盲目恐慌不可取，保持理性比什么都重要。
萨斯，还重塑了人们的生命价值观。当人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开的时候，开始意识到，原来死亡离我们这么近。生存，还是死亡？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后怕和反思：生活除了工作、金钱和享乐，还有健康、亲人和生命。
零点集团总裁、社会学家袁岳说：通过萨斯危机，我们的国民素质将接受一次面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集体洗礼。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我们不能愧对上天给我们的这次挑战和机遇。萨斯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在我们就要珍视这一机会，抓住这一契机。
9·11之后，我们看到美利坚民族的成熟。萨斯之后，我们能否看到中华民族的成熟？
我们的泪不能白淌，血不能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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