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到外企求职，很多人或许都有应付古怪面试题的准备，但不少人尽管做面试题很成功还是不明不白地落选了。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到外企面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总结了多位外企面试官给求职失败者指出的陋习，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迟到失约

　　守时守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成为起码的礼数，迟到、失约更是外企面试中的大忌。这不但会表现出求职者没有时间观念和责任感，更会令面试官觉得你对这份工作没有热忱，从而对你的第一印象大打折扣。
　　面试官提醒求职者，去面试时你最好提前10至15分钟或准时到达。如因有要事迟到或缺席，一定要尽早打电话通知该公司，并预约另一个面试时间。

　　数落别人

　　很多跳槽者在面对雇主“你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公司”这一问题时，往往会数落原单位的不是，比如薪水过低、原雇主不能知人善任、同事间勾心斗角等，将自己跳槽的原因全部推到原单位的过错上，并极力赞扬新雇主是如何如何的好，以博得面试官的好感。
　　事实上，在面试官眼里这样的求职者只会逢迎拍马，不找自身的原因，这样的人工作一定不认真。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对方的过错，而一味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样数落别人只会让面试官觉得你记仇、不念旧情和不懂得与别人相处，反而更会招来面试官的反感。

　　掺水说谎

　　由于外企的工作环境、薪水待遇等相对较好，前往求职的人自然不少，很多人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使出了包括韦小宝式的撒谎功夫，伪造自己的职业史，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据为己有。
　　这样做的求职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诚信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任何雇主都不会聘用没有诚信、随时撒谎的人作为自己的员工。即使在面试现场能蒙混过关，但谎言一旦被揭穿，那么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因此，面试官提醒求职者，面试时千万要实话实说，不能无中生有，用谎话代替事实。

　　短话长说

　　一般来讲，每个人的面试时间都不会太长。因此，求职者都会想方设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展现出自己的才能。但求职者在推销自己的同时，不得不记住中国的一句老话——言多必失。
　　面试的目的是了解你简历上不能体现的能力，面试官的目的非常明确，因此，你在推销自己时切忌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否则，面试官会觉得你不善于抓住问题的重点，总结归纳的能力太差。但也不要错过表现自己的机会，有的求职者由于担心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回答问题时，答案只有一两句，甚至只回答“yes”、“no”，这也是不可取的，应该尽量做到谈吐自如。

　　欠缺目标

　　外资企业非常看重员工自身的职业规划，如果你的求职目标太多，这个岗位不适合就希望到那个岗位工作的话，这就会给面试官留下没有明确事业目标的印象。虽然一些求职者的其他条件不错，但无事业目标就会缺少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企业带来损失。面试官倒情愿聘用一个各方面表现虽较逊色，但具有事业目标和热忱的求职者！

　　9月23日，为羊城市民所熟知的知名时评专栏作家许实先生（笔名“微音”）辞世，今天（9月29日）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其遗体告别仪式。时间如刀，人世每天都会上演生死离别。不过微音先生的离去，能让其亲友之外的闻名者也怀一份惜别之情，愿表几许敬重之意，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名仗笔言事者不虚此生、不负其志的荣光。而作为新闻业的同城晚辈后进，我们为微音先生晚年依然笔耕不辍的敬业精神所感，更为其言论始终坚持民间视角、把握民间气质、表达民间关怀所启。

　　“一事平生无崎屹，但开风气不为师。”微音先生取“人微言轻”之意为名，开创并主持《羊城晚报》头版的经典时评栏目“街谈巷议”20余年，成文数十万字，选题贴近生活民情，行文短小精悍，措辞辛辣活泼，不司说教，不避禁区，不嫌俚俗。在改革开放风云已起而报章党八股仍旧充斥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毫不遮拦地带有舆论监督性质的民间取向，不仅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于整齐划一的传媒言论声音中，第一个试图感同民间冷暖，代言民众诉求，深刻地折射出在经济转型的背后有更多的社会变革在涌动。
　　贴近了读者，自然就能赢得读者。事实上，“街谈巷议”的气质代表着其时《羊城晚报》的整体风貌。这张明言要反映市井文化、服务公众生活的报纸，当然要因此大行其道，不仅发行量从复刊之初的20万份迅速飙升至17 0万份，而且效应溢出省际，成为一张兼具全国影响力的报纸。
　　人生无常，文字也未必不朽，但是情怀所系，即便在历史的深处，也能栩栩如生、常新不褪。今日我们追悼逝者，感怀一个栏目与一张报纸的辉煌，其实正在于他们拒绝凌空虚蹈、正视生活本身、表达公众诉求的民间情怀。
　　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感应者与先行者。无论是得广州居改革前沿的天时地利而令《羊城晚报》可以“春江水暖鸭先知”，抑或是《羊城晚报》自复刊之日起就需要自辟市场以谋发展，微音先生等报社领导人必须准确地把握读者的喜好与需求，总之他们投向生活的视角，伸往市井的触角，是民间力量苏醒与生长的一大标志与提醒，同一个时代开始积跬步至千里的进步丝丝入扣。
　　微音先生有言：“一个人的话音总是微弱的，但每个人都敢说真话，那就会形成时代的最强音。”这无疑是当初微音先生的一个期许。而至今日，这份期许已经不再虚无——立足公众福祉与洞见，勇于发言，敢于代言，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大众传媒的常识与共识，“广州报业现象”的出现与持续高涨，以及言论栏目的丰富活跃，便是明证。不独如此，当年微音先生以“街谈巷议”为阵地，以民间的话语方式为民请命、代民说话，博得读者的喜爱与敬仰，而如今公民、市民意识觉醒的读者更能兼备自我发言的欲望与能力，他们在电视中、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关心国事天下事，真实地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与愿望。这不是一个微音渐强的新时新局么？
　　当然，作为参加革命工作几十载的共产党员，微音先生还具有高超的党性认识，善于在针砭时弊的时评工作中准确把握党的方针、路线与精神，得以将新闻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有效结合，而令其激浊扬清的文字更具效能。
　　这一点，也应当是微音先生留给我们新闻人的一大宝贵业务经验。
　　陈寅恪评价故友王国维时，坦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称许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日月同光。
　　微音先生不是文士学者，数十万字的时评急就章，自然“不章”、“可商”之处多有难免，但作为一名报人，其立足于民间取向的敢言敢批，无疑正是中国报业传统一脉相承的正气与品格，自然同样将长存于天地。

　　导 演： 王家卫
　　主 演： 梁朝伟 张曼玉 巩俐 王菲 木村拓哉 章子怡 刘嘉玲 张震 董洁
　　出 品： 上海电影集团公司 香港泽东影业公司
　　发 行： 2004年9月
　　1966年，离开香港的周慕云藏起了一个秘密，直到在新加坡遇到了苏丽珍。谜一般的苏丽珍让他想起了另一个身影，那个也叫苏丽珍的女人在他心里一直是 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过去。周慕云的眼光跟随着苏丽珍穿梭在赌场里，她拯救周慕云的沉溺，却不愿跟着他离开。
　　独自回到香港的周慕云，在平安夜巧遇旧识LuLu，然而LuLu却对以前的往事毫无记忆。LuLu想不起和周慕云的那段过去，周慕云却在LuLu居住的酒店里发现了一组似曾相识的数字：2046。2046号房曾经充满了周慕云和苏丽珍的回忆，如今只剩下LuLu与男友CC爱恨交织的痕迹。
　　周慕云于是搬进了2047号房间，知道了酒店老板的两个女儿王洁雯与王静雯各有心事，洁雯情窦初开，静雯与日籍男友的感情不被允许。此时新房客白玲住了进来，白玲一身风尘，撩拨起周慕云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当她动了真情，才发现周慕云早已封锁了内心。
　　于是周慕云开始动笔撰写一部名为《2046》的小说，小说中只要搭上了前往2046的列车，人们就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没有人想离开2046，除了一个名叫Tak的男子。热恋中的静雯不会知道，故事里她化生的冰冷机器人，曾经带给Tak最渴求的温暖，她的存在是Tak记忆里最大的秘密。
　　一直到公元2046年，那班神秘列车依旧定期开往2046……

　　“《2046》中的周慕云和《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不是一个人？”梁朝伟给出肯定的答案，他同时认为这个角色是对他从影以来的最大挑战。“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电影中出现，要有不同的表达，演起来真的好难。”梁朝伟说《2046》中的周慕云成熟、复杂又冷酷，而在《花样年华》中则表现出温柔、懦弱的性格特质，“其实王家卫希望通过这个角色传达一个信息：越想抹去回忆，越会回到过去，虽然尝试改变，但是发现一切只是徒劳。”
　　在《2046》中梁朝伟和四个女人有不同的情感，“巩俐代表过去，是拯救他灵魂的女人；刘嘉玲是他经常光顾的一个舞女，没有发展可能；章子怡则会让他受伤害；只有王菲让他真正动心。”
　　在电影《2046》中，王菲与张震均饰演机器人，错综在现实与幻想的时空中。前者是逐渐衰竭的机器人，与梁朝伟所饰演的周慕云有一段感情；张震则是一个坏掉的机械人，是刘嘉玲的前度男友。他们活在《2046》的现实中，存在于“周慕云”所写的“2046”故事里，互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戏中更有一辆火车开往2046年，在那里一切都不会改变，每个人到此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找回失去的记忆。
　　《2046》没有王家卫以往的影片那样沉重，故事比较顺畅，看完之后会有思考的空间。”
　　张震和刘嘉玲在上世纪60年代的镜头在影片中一闪而过，两人激烈的床戏也被王家卫一笔带过，不过张震还是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他甚至拿《爱神》中与巩俐的床戏做对比，“和刘嘉玲的床戏虽然尺度很大，但是拍出来浪漫优美；和巩俐的床戏虽然没有那么大胆，但是感觉比较‘猥亵’。”
　　梁朝伟：观影后最大的惊喜来自王菲的表演。带她到报馆一场戏，周慕云让她给日本男友打电话，自己则站在窗外透过玻璃凝视王菲，那种淡淡的感觉和与章子怡的激情戏形成强烈反差，王菲的演出很有力，很多细节的感觉有点像《重庆森林》。
　　木村拓哉：和她拍戏，能感受到影片中弥漫着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奇异的温暖。
　　张震：喜欢影片中王在2046房间里穿着皮鞋走来走去讲日语的段落，非常精彩。

　　有关专家指出，不少市民在用药习惯和观念上有不少误区，存在大量的用药不合理现象，造成了用药安全隐患。

　　误区一：中药没有副作用
　　广东省药学会专家组组长梁仁说，不少人以为服中药不会像西药那样有毒副作用，比如广东人喜欢喝凉茶，很多人都以为多喝无害。
　　梁仁说，其实“是药三分毒”，即使是中药也要对症用药，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他说，广东的凉茶可分为消暑清热和温补两种，如果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服用消暑清热的凉茶，就会导致身体更加虚弱；而如果身体强健的人服用温补的凉茶，同样也会不利于身体。
　　此外，广东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廖广仁说，中药和西药一定要分开服用，时间最好要隔开2个小时左右，或者按照医生的嘱咐服用，否则较容易引起药物的互相作用。
　　
　　误区二：感冒必服抗菌药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说，很多市民患了感冒以后，总是首先去药店购买一些抗菌药物服用，导致这类药物的滥用。其实大多数感冒由病毒引起，使用抗菌药物不但没必要，而且没有作用。
　　他建议，市民患了一般小病，可以购买中成药和非处方药服用。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则应该及时前去医院就医，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切勿乱投医乱用药。
　　
　　误区三：大片药片掰开服用
　　大片药片和胶囊难以吞服，不少人都会采取掰开分开吞服的做法。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陈孝说，有的药片是不能掰开了服用的。比如高血压病人每天都要服用抗高血压药三到四次，为了减少病人多次服药的麻烦，有的抗高血压药片浓缩了全天剂量，并采取缓释技术。如果病人掰开服用，就会影响疗效，而且会加剧毒副作用。而胶囊的外壳可以减少药物对胃部的伤害，因此也不宜掰开服用。
　　
　　误区四：吞服药片不喝水
　　唐小平说，一些病人图方便，把药片或冲剂直接吞服，连水都不喝，还以为自己很厉害。但干吞往往导致药片和冲剂颗粒粘在喉咙上，这就造成了局部药物浓度过高，甚至造成溃疡，因此口服药都应该用温水送服。

　　[本报讯]广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羊城晚报社原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许实同志（笔名微音），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9月23日16时3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许实同志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参加广东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后曾赴越南参加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游击战争。1949年归国，先后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华社、南方日报社、广东省出版局、羊城晚报社工作。
　　许实同志以微音为笔名，长期为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专栏撰写时评，以扬清激浊、直言辛辣见称于时。许实同志著有新闻评论集《微音》、《微音续集》以及通讯散文集《微音看人世》、回忆录《微音忆旧》。
　　许实同志曾被推选为“广州市十大杰出公仆”和广州“十大慈善之星”。
　　许实同志病重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同志代表省委曾到医院探望。
　　许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4年9月29日15时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微音和他的读者的故事

　　今天下午，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门为著名报人、《羊城晚报》专栏作家微音先生举办一个“笔耕六十年”座谈会。

　　微音这个名字，是与《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专栏连在一起的；

　　微音这个名字，是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连在一起的。“微音”两字的涵义，他自己说是“个人微弱的声音”，但读者总是理解为“微言大义”；“微音”两字的后面，是以投身革命60余年的共产党人的坚贞，以及笔耕60年的新闻工作者的敏锐作为功底的。

　　而今，微音先生已84岁高龄，他表示要离开《街谈巷议》这个“让群众呼声响彻四方”的阵地，让年轻人来冲锋陷阵了；

　　那就让我们翻开复刊23年的《羊城晚报》，沿着《街谈巷议》勾画的历史轨迹，寻觅那一个个微音和他的读者的故事———虽只是管中窥豹，但扑面而来的却是激浊扬清的胆魄豪情。

　　这种胆魄与豪情，是注定要写入中国新闻史的。 　　

　　故事一：拍案而起挥笔质问　粪水浸屋三日改观

　　今年71岁的刘荣钧可能是最早认识微音的读者之一。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当年，微音就两次去过刘荣钧家里。

　　那时刘家一家五口租住在广州东山署前一街一间半地窖式的侨房里。由于邻近的沟渠淤塞，刘家附近化粪池的污水经常倒灌入屋，深及足踝。刘荣钧四出求救，但相关部门却漠然置之。1980年11月，被粪水浸了一个多月的刘荣钧在呼救无门之际，想起了自己经常爱看的《羊城晚报》，想起了在报上常为老百姓说话的微音，就给微音写信投诉。没想到，信发出后隔一天，微音就上门了。而第二天，他的信就与微音的《街谈巷议》一起在《羊城晚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微音在文中质问：“（刘家）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还不能打动一下我们人民公仆的心？试问易地而处，又将如何？”

　　文章见报翌日晨，刘家人尚未起床，当时的东山区区委书记就来拍门了，先道歉，后指示相关单位马上动工；紧接着，广州市委书记也上门慰问。三天后，刘家室内终于看到多日不曾有过的稍为干爽的地面。而这几天中，微音又来察看了一次。

　　回忆起当年情景，刘荣钧的眼眶湿润了：“这件事，使当时的我看到了曙光。‘文革’期间，我和我的亲人曾受过非人的迫害，后来‘文革’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多大改变。我曾经想过退党，如果不是舍不得孩子，我会自杀。我感激微音，他和书记们的到来，使我感到社会确实进步了。所以此后20多年，尽管还有许多坎坷，我都坚守一点：要看到光明，要为社会做好事不做坏事。我的孩子也在我这样的教导下长大了。”

　　而在这20多年里，为老百姓的住房难、就业难、行路难……微音不知呼喊了多少次。同样是“水浸屋”，1994年1月的一个晚上，时已75岁高龄的微音踩着在污水中搭起的横七竖八的砖头木板，察看广州永胜西约水浸屋的情况，蜂拥而出的居民中竟有人喊出：“微音万岁！”而第二天微音的一篇《何日拯民于“水深火热”中？》，促使持续了三个月的这次水浸街得到解决。“微它一微！”这是微音的口头禅。如果各级“公仆”们都忠于职守、勤政爱民，还要他这样“微”来“微”去吗？

　　故事二：一次点名一见如故　著文十七篇篇诤言

　　广州酒家的职工都知道，他们集团的董事长温祈福是微音的“friend”（朋友），他们的认识是从广州酒家挨微音“微”了一顿开始的。

　　那是在1982年5月，微音以《羊城茶楼一瞥》为题，在《羊城晚报》一连三天发表文章，批评广州茶楼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让老百姓不快、但又奈何不得的现象，其中写到在“大名鼎鼎”的广州酒家，“霸位”成风、“老朋包”盛行、服务员态度冷淡等（当时经济短缺，茶楼座位紧俏，好点心通常都被服务员拿去照顾“老朋”了）。广州酒家一直是广州饮食界的先进典型，这次被点名批评，时任副经理的温祈福的反应出乎微音意外———他带着一班人登门求教：“全靠你批一批，我们这些国企‘老大’才头脑清醒，才会落力去改。”两人一见如故。

　　在温祈福收集的资料中，此后20年，微音专门写广州酒家或写到广州酒家的“街谈巷议”有17篇之多，恐怕可列被“点名”者的榜首。“他对广州酒家特别厚爱。”这厚爱不但有取得成绩时的赞扬，有遇到挫折时的扶持，还有犯了过错时的警喻。有一年广州酒家出了食物中毒事件，微音专门写一篇《警钟》规讽：“看到车水马龙，顾客盈门，便容易沾沾自喜，‘危机意识’也放进保险箱去了。”而好几次“月饼事件”广州酒家受委屈时，微音都站出来仗义执言，以《不要听见风就是雨》、《政出多门的月饼检验》、《媒体说话要公道》等“街谈”为其抱不平。以至有个读者写信问微音：温祈福给你的口袋装了多少张月饼票？温祈福却说：“其实微音做人是很‘均真’的。以前他常来饮早茶，借此了解社情民意，楼面服务员全都认识他。他吃了什么从来都是自己埋单。如果说我送什么给他，这两年我倒是在元宵节时会送两包汤丸给他‘检查质量’。因为前两年一次元宵后，微音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温祈福你的汤丸质量不行啊，我太太买回来煮，不是煮不透就是煮爆裂。’当时我们的冷冻技术确实没过关。后来我们专门到外面请来技术员，把问题解决了。微音是我们的诤友。”

　　在这位诤友“喋喋不休”的激励中，广州酒家的总资产从20年前的40多万元，飚升至现在的5亿多元，成为国有饮食业红旗不倒的著名品牌。“那年微音在购书中心签名售书，我看着人们排很长的队，心想：我们社会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温祈福说。

　　故事三：初识微音相知相亲　每日店堂先睹其文

　　要问微音长得什么模样，广州“健民医药”的员工大概可以说个八九不离十。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没见过这位“衣着很有型”的老先生的真容。

　　健民人是从自己的宣传片中“看见”微音的。电视台要帮健民拍宣传片，健民人第一时间就想到微音：“如果他能在片中亮亮相就好了！”微音欣然允诺，无偿提供了“肖像权”。健民与微音为何这样相知相亲？一切缘于那“长夜里不灭的灯光”。1996年“五一”节，《羊城晚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国有健民药店位于广州北京路黄金宝地的夜间售药窗口，已经服务了整整25周年，2.5平方米的柜台，9000多个日日夜夜，从保济丸红药水到急救药，已为近百万群众排忧解难。为让灯光不灭，健民每月要补贴数千元。

　　消息不长，却打动了一位老人的心。第二天，《长夜里不灭的灯光》这篇“街谈巷议”就见报了。微音热情颂扬了健民宁愿亏自己也要方便大家、真诚服务不搞花架子的精神。健民的“不灭灯光”随着发行100多万份的《羊城晚报》从此享誉全国。“那些日子我们可兴奋啦，大家都说，坚持了这么多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而从那以后，国家药监局的领导来广州，一定会晚上来看看健民这个窗口。”当年“值夜”售药的健民现任经理陈耀坤说，“2000年，微音老先生又写了一篇《宗旨不变‘灯光’不灭》再次鼓励我们。现在，健民已有70间直营连锁店，除了保持‘窗口’灯光不灭，其他店也坚持24小时值班，不管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人按门铃，就开门售药。”广州“非典”初期刮起抢购药品风那两天，不管组织货源多么困难，健民的“窗口”一直保证通宵按正常价格售药。因为“市民能在健民买到药，就不会那么恐慌了”。

　　健民员工白天的交接班时间是下午2时至4时，这时也是《羊城晚报》“出街”的时间，拿着一张《羊城晚报》上下班，就成了店堂里的风景线。健民人总爱先看看有没有微音的“街谈”，“哗，微音批贪官批得好犀利！”“整治白云山写得真够胆！”类似的议论就常常响在店堂中。

　　故事四：檄文如枪直指左棍　一析怪事校园清明

　　“微音的评论……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称得上凤毛麟角了。”暨南大学新闻系研究新闻史的老教授孙文铄说。

　　20年前在暨大“陈朗事件”中，微音拍案而起，挥笔如枪，直指“左棍”，那情景孙教授记忆犹新。陈朗是1940年就开始记者生涯的老新闻工作者，在内地和香港都颇有影响，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暨大复办，陈朗和孙文铄等六位“右派”被延揽到新闻系任教。这个系的主要负责人因而得出“全国的阶级斗争广东最复杂、广东的阶级斗争暨大新闻系最复杂”的结论，在某位校领导的支持下，他以抓“阶级斗争”为由，揪住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开始了对陈朗一系列的打击，把新闻系的师生弄到惶惶不可终日。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朗等向《人民日报》、《羊城晚报》记者求救。“晚报刘婉玲记者像做地下工作似的与老师们联络，了解情况。我们都知道，刘婉玲的‘后台’就是微音。”

　　1983年5月19日，《发生在暨大新闻系的咄咄怪事》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发表了。不同的是，《羊城晚报》还多了一篇微音的“街谈巷议”《怪事析》。“微音的评论尤其痛快，他着重批‘老左’，狠狠地打击‘左棍’们的气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那一晚，暨大附近的《羊城晚报》被抢购一空，新闻系的老师们打破了互相不敢来往的紧张气氛，纷纷串门道喜。一向“门庭冷落”的陈朗家高朋满座，人人喜笑颜开。

　　“从那以后，我父亲才算真正解放了，他像获得了新生。他被剥夺了20多年的工作热情极大地迸发出来。”陈朗老师已经作古，他的儿子陈幼朗回忆当年感慨地说。而对暨大新闻系而言，那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系里的工作才“务上正业”，转到教学上来。

　　故事五：排炮猛轰不打不识　两次震动情结微音

　　粤东小镇庵埠有点实力的企业家都有个“微音情结”：微音到了庵埠，哪一位企业家没接到通知见不到微音，会把相关的组织者埋怨半天。

　　微音和庵埠可谓“不打不相识”。1983年，《羊城晚报》批评报道了庵埠生产“假奶粉”一事，当时庵埠数十家乡镇企业向外地销售糖粉大大多于奶粉的“甜奶粉”。两年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遭到省外不少报纸的抨击。七八月间，《羊城晚报》以十多篇文章排炮猛轰“庵埠现象”，其中微音的“街谈”就有六篇。疾恶如仇的微音，不但痛打造假之“鬼”，而且穷追“姑息养奸”的当地有关部门。庵埠顷刻发生了“大地震”———几乎所有乡镇企业都倒了，一些正当经营的厂家也不免含垢受辱。

　　庵埠人痛定思痛，当中的清醒者更誓要用新的优质产品洗刷劣名。一年多以后，一批新的食品生产企业出现在庵埠。“一定要请微音来看一看”成了他们的强烈愿望。1986年12月，微音果然来了。一番考察，微音被庵埠“否极泰来”的情景所感动，当即又写了篇“街谈”，题目就叫《庵埠，您好》，“聊表庆贺之意”。

　　此后，微音又数次考察庵埠。大家熟悉了自然无话不谈。微音这才了解到当年各地媒体对庵埠的“会战”，其实掺杂有商业竞争成分，自己的“穷追猛打”因而有欠周全，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庵埠企业家和干部们都非常意外的决定———向被打过了头及被牵连的人道歉。这一下，庵埠人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动。“微音太不简单了！他这样的资历、这样的年龄，能如此客观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真正是高风亮节！”庵埠的“九制陈皮大王”、广东佳宝集团董事长杨应林说：“现在庵埠已成为‘中国食品第一镇’，我们反思，如果没有‘假奶粉’的教训，没有微音的文章，庵埠没有今天！”这，就是庵埠人“微音情结”的由来。

　　故事六：天下之务恤民为大　向老百姓推一一O

　　“有困难请拨110”，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110”与微音又有什么关系呢？……

　　年纪稍长的读者都会记得，以前的“110”只是个报警台，只接受治安报警。老百姓遇到突发性的困难，诸如孩子丢失了，水电、煤气泄漏了等等，是不能拨“110”的。“110”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在广东始于何时何地？始于1996年2月的佛山。

　　1996年2月之前，佛山“110”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不但只接受治安报警，而且群众报警后，还要通过很多环节，才有警员到达现场，这时，往往就失去了处理的时间。所以，好一段时间，“110”没接到多少电话，形同虚设；而另一方面，群众大量的急难问题，又没有一个帮助解决的机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佛山率先成立了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台，不但利用现代技术实现快速反应，而且打出“有困难请找110”的口号，使禅城百姓有如“握住一双排忧解难的巨手”，开通短短4个月，各类报警电话就有近4000个，其中求助电话约占四分之一。

　　微音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兴致勃勃跑到佛山公安局指挥中心了解情况。他在动态显示各区域情况的数十个大小屏幕前看了又看，连夜写了篇“街谈”———《突破性的试验》。文中把佛山的这一举措称为“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性试验”，并着重指出这是公安工作的突破性进展，“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报警台此种便民、利民、为民服务的举措，符合为人民服务的主旨”。

　　文章与记者的有关报道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佛山“110”改革的消息从此传遍全国。广东省公安厅、国家公安部都开会推广佛山“110”模式，“有困难请拨110”也逐渐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亲爱的读者，当你拨打“110”求助的时候，你是否知道有一位老人家为此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导演： 黄真真
　　主演： 郑伊健 林子祥 许志安 李克勤 谭俊彦 杜文泽 卢巧音 林嘉欣 黄奕
　　类型： 励志喜剧
　　雄旗正飘扬，男人当自强！女人够挑逗性，男人够娱乐性。
　　月圆之夜，一座高级商厦的顶层聚集了四个社会精英：阿狼、阿柴、Malcolm和“吹水强”。工作、生活以及感情的不如意令他们决定一起跳楼自杀。谁料，一连串的小意外惊动了护卫，四人与警察对峙之际，楼下忽然传来有人跳楼的尖叫声，原来一个年轻人矢野在楼下打网络游戏，因为累积了几年的账户被无故删除，愤而跳窗寻死。矢野被气垫救回一命，但就搁置了四壮士的自杀大计。
　　他们自杀不遂后，获悉梅艳芳病逝的消息。巨星病故，倒让他们领悟了生命一种深层的意义。五人于是鼓起余勇，誓向命运挑战。最后，几个男人明白了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他们对自身难题仍是力不从心。直至吹水强猝逝，无常的人生终于教会五个男人生命该是什么一回事！

　　曾经获得过“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黄真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之前曾经所拍的两部记录片《女人那话儿》和《男人这东西》。至于这次的新片《六壮士》，黄真真就表示，是一部反映男性问题的电影，将一些男性平时难以启齿的问题反映出来。影片讲述的是男人所面对的压力，有工作上、生活上甚至生理上的，平时男人是很少将这些压力讲出来的，可能是他们觉得男人应该很强，对这些问题难以启齿，所以这部电影不仅男人要看，女人也要看，可以从中了解到男人的苦处。
　　《六壮士》算是黄奕的港产电影处女作，黄奕谈到感受也一下子用了好几个第一次，“第一次主演一部纯正香港电影，感觉既刺激又开心；第一次跟那么多大牌演员合作，感觉既紧张又兴奋；第一次大段大段用粤语讲对白，感觉既别扭又好玩。希望很快就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有趣的经历！”
　　这部影片里有很多大牌演员，谈起与他们的合作感受时，黄奕很直白且言简意赅，“他们太不一样了，从细小的方面就能看出来。郑伊健帅气而潇洒，但也会像小孩子一样沉迷于打游戏机；许志安则充满了冲劲，连拍给孩子喂奶的戏也是一副孜孜不倦的样子；李克勤绝对是‘闷骚型’，表面上冷冰冰的，一耍起宝来也是热力四射；林子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不折不扣的‘大哥’模样；至于狄龙的儿子谭钧彦，因为跟我年龄相仿加上他的国语比较标准，我们没多久就成了无话不聊的挚友。”

　　[From VOA美国之音]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崛起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瞩目，也使外界对中国产生了推崇与畏惧两种反应。美国权威人士指出，这两种反应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不足以及美国从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中所获得的战略好处。

　　*经济成就有目共睹*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多年来，中国经济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根据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的统计，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所吸引的外资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与此同时，中国也变成了世界工厂，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地球的各个角落。

　　*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两种反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上目前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非理性夸大导致许多外国投资者急于抓住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机会，而不顾这些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如何；另一种是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与发展潜力的过高估计使“中国威胁论”的呼声越来越高。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中国最终将会利用它在贸易和技术上的优势，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文章表示，这两种反应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不足。

　　*不推行政治改革的严重后果*

　　目前在中国的一家外国企业中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指出，由于北京迟迟不推行政治改革，已经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为了制止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私营领域的崛起，中国政府极力扶持国有企业，并推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这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工业品出口中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中也取得了重要的位置。
　　结果，中国的工业领域只剩下效率低下、但仍具实力的国有企业和技术上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外国企业，而中国的私营企业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与这两类企业平等竞争的能力。
　　第二种结果是，中国没有改革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中滋生出一种追求短期利润、地方自主和经营过度多样化的“企业文化。”文章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

　　*中国工业依赖外国技术和资本*

　　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高新技术和工业品出口目前仍然由外国投资的企业所主导，中国的工业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来发展生产。同时，中国企业极少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吸收进口的技术。这使中国企业不可能很快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沃尔夫：技术水平快速提高*

　　不过，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在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虽然跟外国企业比起来，中国公司的技术水平目前还不算高，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
　　沃尔夫说：“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工人的生产率，也就是每人每年、或每小时的产出提高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这是相当大的增幅。这个数字包括中国所有的公司。由于外国公司的雇员在七亿中国就业队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果中国公司的技术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每人每年的产出不可能提高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

　　*甘布尔：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总部设在罗德岛的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认为，这篇文章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肯为长远利益进行投资的分析是正确的。甘布尔表示，国有企业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有优异的表现。
　　他说：“因为它们不能有效地分配资金，没有能提高公司效率的、经济上的反激励措施。换句话来说，它们不能裁减员工，企业不能宣告破产。企业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国营企业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外资主导工业出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制止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私营领域的崛起，中国政府极力扶持国有企业，并推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这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工业品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使中国的工业领域只剩下效率低下、但仍具实力的国有企业和不能与这两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私营企业。文章说，目前，中国公司仍然依赖进口的外国技术和零部件。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中国技术力量的成长。
　　吉尔伯伊还列举了具体的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2003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在中国的全部出口中占百分之五十五的份额，而外国公司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更为明显。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二十倍，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百分之三十五窜升到百分之七十九。
　　此外，计算机及零部件和外围设备的出口也从七点一六亿美元猛增到四百一十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百分之七十四攀升到百分之九十二。同时，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电子与电信设备出口增长了七倍，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四。

　　*中国发展模式特殊*

　　吉尔伯伊说，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根据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在台湾工业品出口中只占百分之百分之二十，在韩国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在泰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从百分之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六。

　　*李侃如：知识产权问题严重*

　　密西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高级主任。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篇文章如实反映了中国机械制造和制药等领域的现状。不过他表示，很多中国公司目前仍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李侃如说：“不幸的是， 很多中国公司主要非法地使用别人开发的技术，而且主要寻求在价格上与其他公司竞争。在短期内，这种作法可以让这些公司得到好处，赚到钱；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他们的产品会永远落在人家的后面，中国企业本身在国际上也不会具有竞争力。”
　　李侃如教授说，如果中国希望打造技术上先进的公司，就必须在资源开采以外的工业领域，建立起自己的研发能力，因为国际上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多地靠先进的技术来推动。

　　*甘布尔：司法制度不完善*

　　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说，正象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企业目前只跟自己熟悉的人作生意。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合同的执行得不到保障。
　　甘布尔说：“在中国，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法律，人们只跟同自己有关系的人作生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肯定能把钱拿回来，能继续作生意，继续有客户。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结果是纵向的经济整合。人们没有动机与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其他城市和省份的人作生意，因为不认识他们。他们不一定能遵守合同，不一定能为投资产生回报。”
　　甘布尔表示，在中国，由于人们没有法律来保护自己，只能跟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作生意，这导致效率低下。

　　*是否存在中国奇迹？*

　　那么，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呢？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说，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谈到他和一位同事出版的新书《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这本书目前正由中国方面翻译出版。
　　沃尔夫说：“我们在书中指出，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非常显著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平均每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是不同寻常的，几乎是日本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增长的两倍。但是同时，中国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在金融领域，在腐败方面，在失业方面，无论是公开的失业率还是隐蔽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艾滋病毒和其他流行病方面， 在水资源方面，能源的短缺等等，都有问题。”

　　*费尔德曼：增长数字与现实脱节*

　　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级官员的哈维·费尔德曼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费尔德曼也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的发展状况仍然不稳定。
　　费尔德曼说：“中国不良贷款的比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八。这个系统基本上是靠中国人极高的储蓄率来维持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贷款给政府，不要任何利息。”
　　费尔德曼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百分之八十六的工业品供过于求。有些工厂的产品没有销售出去，只存在仓库里，却被算进了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费尔德曼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产品夺去美国工人饭碗*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近年来中国已经被许多人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球的各个角落，甚至充斥着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街小巷，更不要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目前，中国已经越过日本、成为与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对华贸易赤字也打破了美国有史以来与其他国家的赤字记录。
　　鉴于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流失了一百多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的工会和一些行业组织惊呼，中国的廉价商品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导致美国出现就业机会外流的现像。这些团体认为，是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人民币的币值，导致美中贸易创下破记录的赤字。因此，它们联手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敦促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升值，或是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他们也要求美国政府对不断涌入的中国商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有利*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应当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感到畏惧，因为美国能从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得战略上的好处。
　　文章说，根据跨国投资公司摩根·斯坦利的统计，自从1978年以来，廉价的中国产品已经使美国消费者省下大约一千亿美元。而波音、福特、通用汽车、IBM、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大型美国工业公司每年能从购买中国这类低收入国家的零部件里省下数亿美元。这使这些公司能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目前在中国的一家外资企业中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说，中国不仅是个出口大国，它的进口能力也在不断加强。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为国内市场进口的商品总额已经从四百亿美元攀升到去年的一千八百七十亿美元。如果把为出口进行加工的进口商品排除在外，中国去年的对外贸易有五十亿美元的赤字。而在五年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二百亿美元的盈余。
　　吉尔伯伊还表示，中国也是美国产品的巨大市场。他说，虽然美国的出口近年来停滞不前，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两倍。仅仅去年一年，美国的对华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航天产品的出口去年达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占美国航天产品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与美国对德国出口的航天产品的价值不相上下。此外，美国芯片制造商去年也向中国出口了二十四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与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半导体产品旗鼓相当。

　　*费尔德曼：中国不是大市场*

　　不过，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级官员的哈维·费尔德曼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费尔德曼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他说：“我们向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比利时出售的产品都比我们卖给中国的商品多，而中国却有十三亿人口。”
　　费尔德曼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购买驱逐舰，那些驱逐舰是俄罗斯人专门为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设计的。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购买噪音非常小的潜水艇，那些潜水艇也是为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设计的。中国在台湾海峡对面部署了五百五十枚导弹，台湾海峡也存在很大的、爆发冲突的危险。 而美国则有可能卷入这场冲突。我看不出中国的崛起怎么一定会对美国有利。”

　　*沃尔夫：全球经济不断扩大*

　　然而，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并不这么看。他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我们能从进口的中国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中获益。从长远来看，中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
　　兼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沃尔夫说，国际媒体中存在着一场关于全球经济的辩论。一派人认为，全球经济的总量是维持不变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壮大了，其他国家经济成长的空间就小了。另一派则认为，全球经济在不断扩大。沃尔夫说，他倾向于后者。
　　他说：“随着中国的成长壮大，它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产品的来源，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同时，它也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展现了日益增多的机会。”

　　吉尔伯伊在文章中指出，美国能从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得战略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廉价的出口使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公司受益非浅，同时中国的进口能力也在不断加强。鉴于中国在逐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中国也日益成为美国公司的一个巨大市场。
　　在中国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表示，此外，中国还允许外资向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接受了五千亿美元的外来资本，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在1945年到2000年期间所接受的外资的十倍。根据中国商务布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公司已经向中国的四万多个项目投入四百多亿美元的资金。吉尔伯伊说，考虑到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它不可能像日本和韩国在快速成长时期所作的那样，把国内市场保护起来，留给本国企业。吉尔伯伊表示，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进口大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许多领域都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中国经济发展很多发面符合美利益*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基本上同意吉尔伯伊的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在很多方面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说：“我们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经济体。显然，美国经济的规模目前仍要大得多。美国能从全球经济的成长中获益，而中国在发展国内市场、开发新产品、改善市场环境方面对全球经济的成长做出了贡献。这对美国有利。”
　　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高级主任李侃如教授说，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是否对美国有利也取决于中国的企业是否遵循其他国家所遵循的市场准则。他说，“我心里仍然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国是否会发展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的公司，这些公司对世界经济有利， 根据所有其他国家所遵循的市场和行为准则来竞争。如果总的来说中国公司趋向于通过非法获得人家的知识产权、或是依靠政府提供的补贴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破坏作用。”

　　*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很困难*

　　总部设在罗德岛的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是一个制造出口产品的好地方，但是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却很困难。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会制定对外国公司和来自其他省份的企业不利的法规，为它们进入当地市场设置障碍。同时，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市场上与中国的国营企业竞争，而那些国营企业不一定需要获取利润。甘布尔说：“我要同国营企业作生意，这些国营企业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存活下来的。我跟他们竞争，他们却不需要获取利润。他们可以降低产品的价格。”
　　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甘布尔指出，美国公司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不用为资金支付利息。它们从国营银行中获得贷款，不需要偿还。而美国公司却要为所有的贷款支付利息。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甘布尔举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例子。他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一直没有上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要卖车就要能为买车的人筹措资金，给他们贷款。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汽车公司不一定能收回贷款，因此它们就不敢贷款给买车的人。同时，有的中国公司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通用的发明创造。同时，由于它们是国营企业，不需要获取利润，还可以取得无偿贷款。甘布尔说，通用在中国市场上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竞争对手，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甘布尔表示，中国虽然有潜力成为美国公司的大市场，然而对于想在中国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来说，却不是一个好环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江泽民高度重视党和人民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中央同意了江泽民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全力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现在，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9月19日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璨。已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与参加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力移交顺利完成，整个过程水到渠成，波澜不惊。
　　沿着时光回溯，1989年，当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是这样来到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委员面前。在党和人民中享受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以伟人的历史自觉，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的第一次平稳过渡。
　　今天和15年前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和和谐。但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退休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巨人的伟大，江泽民同志的退休则标志着制度上的崭新意义。
　　新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可以说，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今天，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在高层领导新老交替上走过的历程，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信心。

　　1957：毛泽东的四个设想

　　1957年3月1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了这样一番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年轻时办过《湘江评论》等报刊，在战争期间为新华社写过许多著名社论的毛泽东，仍然保留着一个报人的梦想。
　　毛泽东还有当大学教授的梦想。1957年5月，他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说：“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
　　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
　　党的八大作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最初的尝试。
　　据龚育之回忆，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考虑，对于当时新中国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毛泽东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美好设想，也就难于成为现实。
　　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一直担任党的主席的职务。1976年，他在党的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逝世，接班人的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

　　1982年的尝试

　　1980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启动，但党的干部队伍却不容乐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年轻干部的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邓小平忧心忡忡。于是，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当时有些老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听后很不以为然：“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他还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
　　这年的9月1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垂范，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会以后，中央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召开座谈会，传达陈云同志关于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意见。邓小平本来没打算讲话，可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临时又讲了话。他还幽默地表示：“对陈云同志的建议，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一边说一边还抬了抬自己的脚。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新篇章。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其中就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是39岁的胡锦涛同志，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在党的十二大上，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
　　这年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从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老一辈领导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将来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9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些老同志，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连喝了五杯酒。
　　邓小平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年龄。1984年国庆阅兵后，大家都很高兴，但他自己却很清醒地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次阅兵很好，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一个80岁的人来阅兵，这本身是个缺陷。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在邓小平的坚持之下，1987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他对自己的退休十分着急：“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了。”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深有感触：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9年11月9日，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邓小平和往常一样起床，散步，看文件，午睡。下午起床后，他静静地等待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消息。
　　下午3点，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表决结果一出来，邓小平立即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邓小平回到家里时，孙辈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庆祝仪式，一个大蛋糕，一张贺卡，一份真诚的祝福。
　　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蛋糕上刻着：“1922－1989－永远”。“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年轻的老人。于是贺卡上也就这么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并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主动从最高领导职位上完全退下来，邓小平是第一个。
　　11月13日，刚刚退休4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郑重宣布：“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他还说：退就要真退，这次我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退下来也是想让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
　　三年后，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代之以退休制度。邓小平的这个心愿也最终变成现实。

　　十六大：新老中央领导集体平稳过渡

　　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
　　在这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六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加入WTO使中国彻底走上了开放的道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抓紧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摆在战略位置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
　　13年来，江泽民同志就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干部制度逐步朝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方面迈进。
　　1998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自1999年以来，全国政府机关竞争上岗人数已达35.3万人，仅2002年就有18万人，占同年晋升人数的59.8％。
　　2002年7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在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进一步严格了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
　　2000年6月9日。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同志在这里发表了《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向中青年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后，又分别引用古人龚自珍、郑板桥、朱熹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达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他就此解释说：“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承前启后中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老一代将以什么姿态退下去，新一代以什么面貌走上来，世界的目光对准了中国。
　　这次会议在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上续写了20年前十二大的光辉篇章。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180名，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
　　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
　　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家的选择，模范而忠实地实践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和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在其声望最高和政绩最为卓著的时候，激流勇退，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有评论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对中共自身的地位和前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至世界格局，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十六大不仅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应当载入中共史册。”
　　不过，中央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四中全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走向制度化

　　2004年9月16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两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召开前夕，江泽民向中央政治局致函，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信中，江泽民还郑重向中央提议，由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胡锦涛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20日上午，江泽民和胡锦涛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江泽民说：“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看到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江主席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称赞江泽民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胡锦涛就任军委主席，标志着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平稳过渡的最后完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关头，历史的接力棒稳稳当当地传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海内外舆论对此予以积极评价。香港《文汇报》社评说，这是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延续，表现了江泽民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中共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显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更加成熟。
　　也有评论认为，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能在将来进一步以制度确定下来，实现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制度化，因为“设立严格的任期制度和退职、退休制度，是每一种政治体制顺利运转、保持活力的重要一环。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吴美华说，目前党章没有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党内法规的依据。
　　以中央领导为典范，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指出，当前应该注意的是，地方上有些领导干部从党委退下来，到人大，再到政协，转上几圈早已远远超过离退年龄，这是变相终身制的一种表现。
　　所有这些，都应该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中取得突破，这也应合了执政能力建设中“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工作”的思想。
　　随着党的第三、四代高层领导过渡圆满完成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