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点击此处在线收看或使用软件下载视频@

　　你看到的，是你想不到的；你质疑的，正是我们要求证的。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请收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播出时间：新闻频道每周日12:30首播，当天22:30与次日8:30重播。
　　聚酯漆这三个字乍一听还挺陌生，其实我们哪一天都离不开它，它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木漆，家里、办公室的门窗、家具、地板等，只要是有木质材料的，绝大多数都会用到它。油漆的质量好坏，还会直接关系到我们呼吸到的空气质量，所以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对管着空气质量的油漆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国家质检总局最近接到江苏省仪征市的消费者的举报，说当地销售的一些标着是上海产、广东产的“无苯健康”聚酯油漆名不副实、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么他们所说的这种"无苯"油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漆呢？

　　接到举报后，记者和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人员一道前往仪征市进行了调查。仪征市市内的一些油漆专卖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上海和广东产的油漆在当地很好卖。

　　油漆专卖店售货员：这个好，这个没有味道！

　　记者：这是上海的吗？

　　油漆专卖店售货员：对，就是上海的。

　　这些标称为上海惠博涂料公司的油漆，包装上还写着无苯健康漆的字样。

　　记者：这是无苯的是吧？

　　油漆专卖店售货员：对，(包装)上面不是有吗，执行《18581–2001室内装潢(装饰)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国家标准。

　　记者：那他自己私自打上去呢，你怎么知道？

　　油漆专卖店老板：这个怎么可能，人家都有(油漆质量)检测报告给你！

　　记者调查了四家油漆专卖店，有三家都能提供油漆质量检测报告，不过，都是复印件。

　　记者：这个不会是假的检测报告？

　　油漆专卖店售货员：……(不答)

　　记者随后到国家涂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查证后发现，这份质量检测报告是伪造的。

　　国家涂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程师吴璇：从我们中心留存的报告中，找不到这份报告，这是一份假报告。

　　根据这种油漆包装上的厂址，记者在上海市奉贤区邵厂镇找到了上海惠博涂料有限公司，这家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厂里根本就没有生产过这种聚酯油漆。

　　记者：你们没有木器漆，特清漆(聚酯漆)是吧？

　　上海惠博涂料有限公司老板周卫军：对 没有。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这种假冒油漆很可能出自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于是，我们继续赶往太华镇调查。

　　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油漆生产基地，大大小小的油漆生产企业有40多家。这家油漆厂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的油漆打的几乎都是上海、广东的牌子。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华忠：我们这边都是广东、上海的(牌子)。

　　记者：都是广东、上海的。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华忠：对。那个纸箱上不是有，这个是广东的，这是深圳的，这个是上海的。

　　记者注意到，纸箱上印着上海惠博涂料厂的字样。随后，益邦涂料公司的一位副厂长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这里尽管生产条件简陋，但产品包装却很高级，外包装上“无苯生态”油漆的字样十分醒目。

　　记者：无苯生态漆，无苯？

　　无锡市益邦涂料公司副厂长：现在都是打的无苯(标志)，不是真正的无苯生态漆。

　　那么，这些号称“无苯”的油漆又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第二天，记者在这里目睹了这种油漆的配制过程。

　　记者：你这是做什么的？

　　工人：固化剂，聚氨酯漆。

　　记者看到，这名调漆工往大罐里倒进去三四种配料后，还要往里倒进去一种液体。

　　记者：是什么？

　　工人：二甲苯。

　　这位工人在配制油漆的过程中，还把一罐罐酱色液体兑了进去。小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记者：这个是什么？

　　工人：……(不答)

　　记者注意到，标着"固化剂"字样的罐子上生产日期清晰可见：2002年10月5日；保质期一年。原来这种酱色液体是过了保质期的固化剂。

　　记者：这是2002年3月17号的，这还有用啊？

　　工人：……(不答)

　　这些掺杂了过期固化剂的液体，经过简单过滤和罐装后，转眼就变成了标称是上海产的无苯健康油漆。记者在这个厂的仓库里看见，几乎所有的油漆罐子打的都是外地厂家的牌子。

　　记者：都是哪里的？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销售员：有上海的和广东的。

　　这家油漆厂为什么要生产假冒上海，广东牌子的油漆呢？这名销售员向记者透露了原因。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 销售员：像我们这个开价，卖给他们(销售商)六七十，他们开价一百多两百，有的时候也开两百，(消费者)还价还个一百五六也卖。

　　记者：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吗？

　　销售员：能卖。

　　记者：老百姓他知道吗？

　　销售员：老百姓他懂什么，说难听一点，你没做过油漆，你懂什么。

　　原来打着上海、广东的牌子，这些假冒油漆就能卖上好价钱。

　　记者：一年能出多少(上海、广东)货？

　　销售员：三四百万。

　　记者：三四百万。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宜兴市太华镇，已经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到成品销售的冒牌油漆一条龙生产模式。以油漆罐为例，制作油漆罐离不开印制好图案的铁皮，镇上的一家印铁厂就在给冒牌油漆印制铁皮包装。

　　宜兴市太华镇 印铁厂 厂长：冒牌产品或者是伪劣、那种仿冒产品，我们另外要加钱，晚上印。

　　宜兴市太华镇印铁厂厂长：太华都是这样的。

　　记者：你这样要加多少钱？

　　宜兴市太华镇印铁厂厂长：像这种(假冒的)是加一块钱，一张铁皮；(冒牌)长春藤，我印过的，有一个制罐厂在我这印。

　　在位于宜兴市郊区的这家制罐厂的一个中转仓库里，记者见到了大量冒牌油漆的罐子。

　　记者：你现在有多少套(冒牌油漆罐)?

　　宜兴市林达罐业有限公司仓管员：620套，里面还有一点。

　　记者：这都是(假冒)长春藤的(油漆罐)？

　　宜兴市林达罐业有限公司仓管员：对。

　　这位老板还向记者透露，这些冒牌油漆罐是附近的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的一家油漆厂定制的。

　　记者：几个月(制售多少)？

　　宜兴市林达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和林：几万个桶(假冒长春藤油漆罐)都用了。

　　宜兴市林达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和林：这件事还要(给我)保密。

　　记者决定前往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做进一步调查。

　　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和江苏省宜兴市的太华镇交界。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在新杭镇上，在这个公司的油漆仓库里，堆放着许多油漆罐，产地标称几乎都是上海、广东。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像这个(上海的)牌子，我们一个月要销40多万元。

　　记者：销40多万元货？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对，光这一个品种，(货)一拉出去就发了，一拉出去就发了。

　　记者看到，这种标称为上海某品牌的油漆罐刚卸下车就被送到了生产车间。

　　厂里生产油漆的工艺极为简单。工人把配制稀释剂的五六种原料倒进一个大铁罐里，用木棍简简单单地搅拌一番后，就算加工好了。

　　记者：这样就可以了？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蒋志平：可以。

　　记者：你这样搅拌一下就行了。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蒋志平：可以，(配制)稀释剂容易。

　　接着，这位副厂长取了一些聚酯漆主漆，然后倒进去一些刚配制好的稀释剂进行搅拌。

　　记者：你这搅它干吗？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蒋志平：我做小样，稀释剂能把这个主漆稀释开。

　　记者：这样就行了，这样试一下就行了？

　　副厂长：嗯。

　　据了解，稀释剂是聚酯漆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尽管生产工序简单，但危害物含量较难控制，只有经过检验室的严格质量检验，才能确保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记者发现，广德欧邦化工公司刚生产出来没经过任何检验的这些稀释剂，就被灌装进了标着“无苯健康”字样的油漆罐，然后还贴上了足可乱真的防伪标签。

　　记者：你这个无苯聚酯漆？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柏其：这个说句良心话，无苯，都是广告方面，就是迷惑消费者的，实际上，哪个油漆没有苯，都有苯的；就是方便你(经销商)出去好卖，骗骗消费者，这是无苯的，我的价钱要高一点。

　　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这些油漆，除了假冒产地和厂名外，还在查询电话上做起了文章。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专门派人在上海接电话。

　　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葛华忠：我上海有人接(产品包装上提供的)电话的，上海有人接这个电话的。

　　广德化工有限公司的做法更是出乎我们意料。

　　记者：我试一下，我打这个座机，0755，这个是广东的号，26425798，拨一下。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柏其：这个是不是你的手机号？

　　记者：对。

　　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柏其：它(广东)那边(铃响)两下，没人接，就转(呼叫转移)到我这里来了。

　　这样，即便通过包装上的电话也无法核实产品的厂名和厂址，因此，消费者就很难发现这里面的圈套。

　　[专家解读]室内装修谨防涂料污染

　　主持人：前年我们国家出台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1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油漆中的苯、甲醛、TDI等有害物质实施限量控制。之后，一个个标着无苯、健康字样的油漆就进入了市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汤跃庆先生，你好。

　　专家：你好。

　　主持人：目前我们国家油漆产品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都有哪些？

　　专家：一方面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产品的性能指标方面。对于有毒有害物质方面，甲苯、二甲苯，包括TDI超标现象都比较明显，因为我们从中检测的大量的数据来看，他的合格率基本上保持在70%到80%左右，也就是说仍有20%、30%的产品在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方面不能满足咱们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主持人：在这个油漆里面含苯，说起含苯，这个苯是什么东西？

　　专家：应该说苯是我国现在化学工业经常用的一种溶剂。吸入少量的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对呼吸道黏膜系统、神经系统都会产生副作用。基于这种原因国家针对油漆涂料中的苯有一个明确的限制，也就是说在聚酯漆中苯的含量不允许超过0.5%。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企业他们所谓的无苯油漆是怎么勾兑出来的。这是聚酯漆当中的一种成分固化剂，投资的生产日期是2002年10月，这个固化剂的保质期应该是一年。

　　专家：对。

　　主持人：如果拿过期的固化剂生产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专家：这种手工作坊的生产企业，经常采用的就是用廉价从市场上把过期的稀释剂、固化剂等进行回收，然后加到新的产品里面进行再生产，当然这么作业方式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油漆，无论从固化剂角度讲，从稀释剂角度讲，还是从主剂角度来讲，他的成分配方是不一样的，所用的化学物质也是不一样的，最终对于聚酯漆的质量来讲也是产生不良的影响。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也把带回来的油漆产品送到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做了检测，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把带回来的四种假冒油漆送到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在这里，检测人员对油漆中的有害物质进行了检测。按照国家《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强制性标准规定，有害物质——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也就是TDI的指标的限量指标应当小于等于0.7%。检测结果显示，这四种油漆的有害物质TDI含量均超标，被判为不合格产品。

　　国家标准规定有害物质TDI限量指标应该≤0.7%。

　　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200412243：TDI含量1.4% 超标

　　样品编号：200412244：TDI含量1.0% 超标

　　样品编号：200412245：TDI含量1.0% 超标

　　样品编号：200412246：TDI含量0.9% 超标

　　这四种假冒油漆的生产厂家是：

　　江苏省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

　　安徽省广德欧邦化工有限公司

　　主持人：他这个这次DTI超标，这DTI是什么东西？

　　专家：是一种有害物质，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产生致病性影响。

　　主持人：现在因为装饰装修材料造成的市内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装饰装修材料的质量问题确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正规的油漆生产企业是怎么生产的？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油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于墙面，一种用于木器上，通常而言，墙面上多用的是水性乳胶漆，用于木器上的多为油性聚酯漆或硝基漆等。油漆的质量控制都有严格的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器涂料种有害物质限量》等标准，要求油漆中苯含量、TDI含量等有害指标必须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生产中，有害物质限量一般要通过配方设计、原料控制、生产过程控制和成品控制这四大环节来实现，严格把控这四大环节的正规企业的产品一般都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高级工程师王树钦：国家标准TDI标准是0.7，我们可以做到0.1。对质量控制的要求，特别是危险性，有害健康的东西指标必须要去严格控制。

　　主持人：您是专业人士，如果您去买油漆的话，对油漆的真假好坏，自己能看出来吗？

　　专家：看产品检测报告。

　　主持人：因为我们刚才在片子里看到，他那检测报告都是假的，那怎么办？

　　专家：你可以给专业检测机构打电话查询，每份检测报告都会有明确的联系方式，像我手中的这份报告，在最后一页，已经清晰的把各种联系方式，电话、地址、邮编、传真、网址都已经印上了。

　　主持人：像检测部门出具的简要报告，应该说是很有力的证据，那么作为管理部门来讲，他们治理也是很有震慑力的，前不久，国家质检总局还有江苏、安徽的质监部门对这几家的油漆造假窝点就进行了打击，我们来看一下：

　　国家质检总局会同江苏省以及安徽省的质监部门兵分四路对江苏省宜兴市泰华镇、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的个别油漆企业进行了联合突击行动。在太华镇"无锡市益邦涂料有限公司"，执法人员当场缴获涉嫌假冒上海、广东、深圳等三地的油漆产品竟有十五种之多，在和益邦涂料公司相邻的另一个涂料厂检查人员还缴获涉嫌制假的涂料3000多罐，而在毗邻的安徽省广德县欧邦化工公司厂内，执法人员也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假冒油漆。

　　江苏省无锡市质监局稽查支队科长蒋建伟：我们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惩，将对其产品进行异地封存，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截止到节目播出为止，两省的假冒油漆专项检查仍在进行中。缴获的假冒名牌油漆已近千箱。

　　主持人：通过这些方式能解决什么问题？

　　专家：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我国政府一直采取着扶优除劣的基本政策，也就是说要把国内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一些名优大企业上来，逐渐淘汰落后的小型的生产企业。

　　主持人：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俄罗斯石油管道、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春晓气田、亚洲杯……中日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日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中国我的爱》的日本友人饭塚敏夫致信本报，对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现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1972年以来，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经谢罪21次了，为什么中国人民依然认为日本从未道过歉。”
　　爱恨从来皆有源。这句话用在当下中国民众对邻国日本的看法上，也是贴切的。一切都源自历史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日本民众对中日近代历史上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展开情感判断的前提，是中日民间所有爱恨情仇的大背景。
　　中日关系的现状确实需要我们进行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发了对华友好人士内藤康的文章和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以供读者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参考。

　　日本之惑：历史宿怨如何化解？

　　□内藤康(发自东京)

　　“女士们、先生们……”2004年7月的一天，东京赤坂附近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由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政府共同举办的、旨在招商引资和振兴地方旅游的推介会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接下来的欢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气了得的“女子十二乐坊”登台献艺，其华丽的演奏更是赢得不绝的掌声。但是，那一派“祥和”却分明有些异样。因为就在几乎与此同时的亚洲杯上，每逢日本队的比赛，必然伴随着中国观众充斥赛场的嘘声。
　　这样的场景绝妙地勾勒出当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就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至今难以交叉。一种郁闷、沉重的氛围，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官方层面上，因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对话已中断了3年。而民间层面上，中国国庆节前夕，虽然有日本人游行要求“中日断交”的行为未免太过极端，但民间感情陷入低谷也是事实。

　　解决历史问题的契机

　　历史问题，当然是两国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困惑和厌倦。
　　道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两国情感之间的一道鸿沟。那么，这道感情鸿沟是如何积聚起来的呢？其实，战后中日两国本有好几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1972年日中复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过远东大审判以及美国主导推进的日本“和平宪法”等措施，基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终战之初，日本国内就有“一亿总忏悔”的流行语，当时“战败国日本作为加害者谢罪乃理所当然”的舆论颇为强烈。然而，随即开始的冷战割裂了日中两国，虽互为当事方，但却失去了就战争责任进行对话的机遇，直到1972年。
　　客观地说，1972年建交谈判中，关于历史责任、战争赔偿问题，曾经是“受害者”的中国相对于日本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当时真的认为道歉及赔偿不够充分的话，应该是有中止复交谈判的选择的。最终结果是，《中日联合声明》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措辞尘埃落定，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在国际法上，两国以这种形式解决了战争问题，作为替代性补偿，日本方面迄今在广义上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7兆日元”(据日本庆应大学小岛朋之教授研究，约合63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1998年江泽民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不久访日。金总统在临行前，面对日本记者团曾强调说，“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够彻底清算过去，使韩日两国从此不再纠缠(历史)，以期共同进入真正理解与合作的21世纪。”
　　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访日的全斗焕，到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虽然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韩国仇日情绪日重，而“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这一困扰日韩两国的历史纠葛终于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得以冰释。从其后的日韩“世界杯”、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就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如果1972年日中两国之间基于(日本)道歉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国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日本对“谢罪”的解读

　　笔者无意否认，日中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但如果就问题处理的方式而言，不能不说中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应考虑三个要素：主体、对象和理由，即由谁对谁因为什么道歉。
　　第一，道歉的主体。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即使未入“鬼籍”，也已80岁开外。据日本今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98％以上的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那些众多致力于日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使用武力等等，恐怕鲜有充分介绍。
　　其次，道歉的对象。随着时间流逝，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亚洲杯”期间“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乃。30年前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普通人。而现在，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中国人已经无处不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职员，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丰富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也有遗憾。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日本当然应该在心中盟誓。但是，这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战后受到了膺惩。在二战结束后的审判中，许多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承认的。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一等众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化解宿怨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战争受害者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宽恕的感情来自彻底的反省

　　◆　王小飞

　　“误解”导致“委屈”？

　　很多日本人对中国近来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反日感情”感到“遗憾”。不过，这种遗憾最终又透露出两种情绪：忧虑与不耐。

　　大学讲师饭塚敏夫属于前者。他参观过731部队遗址，在东京参加了反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抗议，他每年都会在课堂上向日本学生们讲过去日军的残酷行为。然而，他也有不解。“从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日本历代首相和天皇已经谢罪了21次，为什么中国人民却坚持认为‘日本从来没有道歉’呢？”

　　对此，饭塚先生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误解”，也让日本感到“委屈”。他认为，中国民众目前比较广泛的反日情绪，是因为中国人不了解有关谢罪、赔偿、教科书以及现代日本社会的情况。他希望介绍几个“事实”，以“缓和”双方的情绪。

　　饭塚所说的“谢罪”，指的是通过日本官方正式文件、首相谈话等方式，向中国方面表达的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日本的确多次向中国表示过歉意。

　　官方正式文件主要有：————《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过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首相正式谈话主要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谈话》(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我国……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一天，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日本官方就战争问题的类似表态还有一些。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没有满足于此。这又是为什么呢？

　　书面道歉又如何？　有这样一种猜测：日本曾经向韩国“书面谢罪”，而对中国却没有这么做，所以中国人感到不满。那么，韩国人对日本的“书面谢罪”是不是欣然接受了呢？

　　“书面谢罪”指的是1998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与韩国总统金大中共同签署的《日韩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当时，小渊首相表示“谦虚接受”日本曾在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并对由此给韩国人民带来的损害和苦痛表示“痛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其态度并没有超出1995年村山首相的谈话，但与同级别的《中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的措辞相比，在程度上有明显的不同。

　　两国当时对这个宣言的评价颇高。小渊认为宣言在政府层次上对历史认识作了“一个了结”。金大中表示，他将“负责”不让韩国政府再提历史问题。日本舆论更认定它“拉开了日韩新时代的序幕”，使“日韩关系迎来了转折点”。

　　但事实证明，即使有了这个“书面谢罪”，在“慰安妇”、教科书、竹岛等问题上韩日两国仍然龃龉不断。2001年的日本教科书问题引发韩国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同样是金大中总统在国务会议中也表示，只有当日本对历史有明确认识，并建立绝对不再重演的信心时，“我们之间才会有饶恕，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甚至说：“每当我想到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与日本建立的友好关系现在可能付诸流水时，我实在感到难以置信。”

　　可见，“行胜于言”是任何受害者接受“痛切反省”的条件。事实上，中日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好有坏，然而坏的时候，往往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出现篡改教科书等问题有关。然而，直到今天这些行为仍在延续，小泉首相甚至还寄希望参拜靖国神社能够得到亚洲邻国的理解。在邻国看来，这些言行令日本对中国的21次表态显得相当空洞。从来没有真诚谢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中国人究竟要什么？

　　据两国有关机构调查，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迅速降温，相互反感逐渐成为两国许多媒体忧心忡忡的话题。与此同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1980年代中日民众之间的“蜜月”期，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据了解，的确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要求日本“谢罪”感到厌烦，产生抵触情绪。2000年3月20日，日本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对中国驻日大使说，“日本人对华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方不断提出的谢罪要求”。

　　那么，中国是得理不饶人吗？事实上，中国人至今仍不会认为要求日本道歉有什么过分，相信甚至作过严肃思考的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1997年，因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到抨击的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曾在演说中表示，对日本人民来说，继续走和平国家的道路的决心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再有理由怀疑我们。

　　然而，政治领导人至今也没有给出让亚洲国家不再怀疑的方案，倒是普通的日本国民发现了症结所在。

　　挂川惠美子，曾是华东师大法政学院政治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研究生。2002年，她根据自己的硕士论文，撰写了《日本人怎么看中日感情》一文。

　　她认为，中日最近几年来的摩擦以及日本与中国国民的感情变化，有着多年的积淀。问题的根本在于日本人对二次大战认识模糊。

　　“以‘道歉问题’为例，日本人总觉得已经多次向中国道歉了，但是由于在日本还有一部分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右翼，他们总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发表拒绝认错的观点，并常常发表一些挑衅性言行。……(这样的报道多了，)使得中国人怀疑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因此中国多次希望日本政府表明谢罪的立场，这就使日本国内产生厌烦的感觉。”

　　“日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是否存在问题。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认不清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

　　“日本的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与其把力气花在搞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

　　挂川惠美子总结说：“清算过去错误的最有效办法是表达自己的真诚反思，宽恕的感情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

　　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介绍了他自己准备采取的行动：首先，他要告诉日本人，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受莫大损害的中国人要求从日本得到明确的道歉是情理之中的，亲人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要求得到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他也要告诉中国人，大多数的日本人是善良的，更有不少日本人与否认侵略的人作勇敢的斗争。

　　他说：“我的观点是，中国人同日本人在一起时，不要客气，问一下对战争是怎么看的。”

　　他解释说，出于礼貌而不问，不能交到真心朋友。虽然不能保证能从所有的日本人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得到满意的回答的。他认为，中国人对能够沟通心灵的人的友谊是很珍视的。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佐藤英树回忆自己在中国的岁月时说：“最快乐的时候是被朋友邀请到他们家去吃饭。虽然他们都用当地的方言交谈我听不太懂，但是那种和睦的气氛，一家人在电灯泡下围着一只火炉吃饭的情景，总有一种令人怀念、温馨的感觉。”

　　一位日本问题专家指出，在探究历史问题时，需要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的国家行为，其战争责任应由日本政府来承担，日本人民终究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尽管这与中国人民被侵略所遭受的苦难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反省必须出于真诚，体现为言行一致。如果一边说着“深刻反省”，一边又去参拜战犯、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一边说和平不再战，一边又以世界第二的军事开支的规模发展军备，甚至企图插手台海问题，这能说是真正的反省与道歉吗？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宽宏大量的，是以德报怨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战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行为，也无法解释那些抚养大量日本遗孤的中国民众。中国人民需要的是言行如一的表示歉意，仅此而已。所谓历史的彻底清算，既是签署宣言、发表声明等象征性的行动，更是一个长期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超越道歉的思考

　　虽然历史问题看上去是中日民众之间最突出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惟一看法。

　　众所周知，在更长久的历史时期，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勤勉的学生”；也没有人否认，近百年来，东渡扶桑，探究兴亡之道的中国人也为数众多。

　　“我觉得，在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抨击某些行为的时候，”《北京青年报》朱鹰说，“不要忘了敞开胸怀去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

　　据这位记者说，最近日本新地震发生后，日本人在6分钟之内成立了救灾小组，20分钟后，直升飞机就盘旋在灾区上空。“这些当然值得学习，我们得好好向人家学习。”

　　许多在中日之间往返的中国人，也常常提起每当到了东京成田机场，就感觉到自己回到了秩序当中。

　　3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清楚地记得日本电影《追捕》给他们的“冲击”。有人在博客网站写文章回忆说，影片一开始，是东京新宿闹市区的夜景，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虽然时过境迁，今天的新宿同上海陆家嘴相比，已经显得又矮又寒酸了，但必须承认，日本至今仍全面领先于中国，中国当然要继续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没有理由不坚持我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在历史问题上有深刻反省和明确认识，无论对于中日友好、还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都有益处。这两者并行不悖。

　　民族情感与现代理性

　　□吴小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

　　关于“Sina”是否就是“支那”，“新浪”是否应该改名，最近在网上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做了考证与说明，指出了“支那”这个字眼最早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中国古代的高僧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至今许多汉文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的)而后这个词又随佛经传入日本。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支那”中国字眼是一直在大大方方地使用着的。如梁启超以“支那少年”自称，翻开他的《饮冰室合集》和清末许多维新派、革命派的言论，很容易看到许多关于“支那”未来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期待。甚至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我们的报纸上也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消息和报道，说明当时人们在面对“支那”这个字眼的时候，也还是体现着一种从容和大气。
　　但是，由于这个字眼与近现代史上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侮辱的惨痛记忆相关，中国人拒绝这个字眼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拒绝在一切正式文件中使用“支那”这个字眼正是这种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但在西方文字中，Sino这个字眼却与此不同。比如，现在我们还在用“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这样的字眼来表示“美中关系”，在世界上的汉学研究中，“Sinology”也一直和“China－Studies”在同时使用着。因此，“Sino”或者“Sina”这样的英文字母本身，在中国人心里本来是不引起什么恶感的。
　　至于“Sina”这个网站的名称，在国内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新浪”而被用户广泛接受的，本来没有什么人把它与“支那”联系起来。现在既然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问题总是应该解决的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来解决：一是新浪网是否有日资背景，Sina的命名是否因此是一种带污辱性的有意行为，这可以，而且也应该由新浪网自己来对网民作一个解释和澄清。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就不单是一个网站的名称的问题了。这就涉及怎么看待日本的问题。这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看法。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中日两国间的友好是主流，两国间愿意友好交往的也占绝大多数，但是历史上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虽然不多，却很要命，并且特别令人刻骨铭心———远有倭寇，近有甲午战争和抗战。中国人从挨打、受侵略的惨痛经历中得出结论：国家要强大才能不受欺负，正是理所当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更应当自问的是，我们是花在为此发出怒吼上的时间、精力多，还是花在为此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反观历史中寻找启示。在两国关系史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人民友好的主流，还要看到一些意味深长却为今人所忘却的事实。例如，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中国人中间掀起了向日本这个过去的学生和眼下的敌手学习的热潮。日方也有很多人以唇齿相依、感恩图报之心努力帮助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以至于两国关系史上出现了被西方史学家看成为“黄金十年”的友好时期。这段历史，现在很少为国人所知。还有，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日本战俘和侨民表现出谅解态度，甚至于收养抚育了很多日本孤儿，至今成为一段美谈。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而在战后60年，两国间的和平友好条约已签订3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主流持续高涨，为何被现在的“政冷经热”所取代？
　　毫无疑问，日本官方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政要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无疑要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负上主要责任———对日本右倾化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是，充斥网络的一些非理性言论是否在“为渊驱鱼、为林驱雀”，为日本右翼势力帮了大忙？在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方面，日本与德国比起来，显然相差得很远。但是我们能否换种思路：如果中国能强大到足以震慑对手，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其无法走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道路，那么我们何必在乎他心里怎么想，反省程度如何？我们把心气用在使自己更加强大上面，不是比费劲要求别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进行痛切的道德反省更为有效吗？
　　惟一的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得付出比怒吼更艰难得多的努力：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民族自信，使国力增强、国威远布……我们的网民能否把爱国激情放在这里，而不要把宝贵的激情轻易宣泄，不要在面对自己周遭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之际，把大洋彼岸的一个或几个妖魔作为怒吼和宣泄的对象？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同时也需要保持现代理性。

　　10月23日下午，舒丽在电话中向记者提及那件事，仍然心情抑郁，她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班的班长。她的抑郁可以追溯到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27日下午。那天，该校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全体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参与了一场接待来访领导的陪侍任务，身为班长的她正是这次接待任务最直接的执行者和组织者。这个事件后来在南师大校园平地涌起轩然大波……

　　国庆期间，《新周报》编辑部接到南京师范大学有关人士的来信，信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那些来访干部大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女生们一去，就被叫过去陪着跳舞其实那些女孩子虽然是舞蹈专业的，但她们大都不会跳交谊舞。但是那些男的还是半搂半抱地要教她们跳一边跳舞一边还和她们闲聊，讲着一些什么身材好、皮肤好之类的话有些人还追问她们的手机号码有的还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

　　“我的这位同学今年才过完20岁生日，她们班上的女生年纪才十七八岁这样一群女孩子居然被和她们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抱在怀里跳舞就因为那些男人都是什么干部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

　　记者在该校的“师大天空”论坛上果然查到了类似的内容。是举报者恶意中伤南京师大？还是有人将“学生与领导联欢”进行了臆测夸大？为了解事实真相，《新周报》记者在南京进行实地调查。

　　学院书记下任务 舞蹈女生难违命

　　10月8日中午，南京师大先林校区东四栋学生公寓楼门口，身材高挑的舒丽笑盈盈地站在秋日的阳光里，一脸的纯真无邪。但这位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班的班长与记者约见的另外3名女生一样，谁都不愿重提发生在9月27日那个“不愉快”的接待任务。

　　相对于班上其她女生来说，这件事更令舒丽感到沮丧——身为班长的她正是这次接待任务最直接的执行者和组织者。一切，都从接到那个“紧急通知”开始……

　　9月27日中午，正在午休的舒丽突然接到班主任刘理老师的电话：“学院楮书记要你下午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有重要任务布置到你们班。”

　　舒丽告诉记者，她当时感到有点奇怪：班主任为何不像以往直接通知我们呢？是什么重大任务需要学院领导耳提面命？

　　带着疑问，下午3点刚过，舒丽如约来到学院二楼书记办公室。学院党委副书记楮慧平向她分派了任务：“你下午带全班女生陪上面来的领导唱唱歌、跳跳舞。”舒丽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任务很荒诞，当时她表示了异议：“我不敢肯定大家能接受这样的接待任务！”

　　“你们一定要服从学院安排，这是校长办公室分派下来的，也可以说是校长布置的，你向全班女生讲明这一点，必须要去！他们现在正在参观学校，马上要去。”

　　舒丽别无选择，身为班干部的她应该尽力为学院领导分忧。

　　权威途径下通知 相关领导诉委屈

　　10月8日上午，记者在音乐学院书记办公室见到了楮慧平副书记。楮慧平说，其实，当时她的心情是最紧张的：“我在中午之前才接到学院王书记的电话通知，要我安排好后直接告知校长办公室。”她感到心里没底的是，整个音乐学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学校中秋、国庆的双节演出。“已经有150个学生被抽出去排节目去了，突然说要找舞蹈系的女生陪陪这三四十个领导，我一下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啊？”

　　楮慧平向记者道出了当时指派舒丽这个班女生的真实心迹：“学院舞蹈专业总共就这4个年级4个班，思来想去，还是03级的女生最合适，刚大二，专业水准不错，又不太世故，能听学院安排。”

　　楮的说法得到了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王常恩的印证，也正是他在那天向楮慧平副书记转达了这个特殊任务，而给他分派任务的是校长办公室负责人朱毅。

　　10月9日，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王常恩显得十分无奈：“音乐学院是奉命行事，充其量只算这项任务的执行者。”

　　与王常恩一样，最先向音乐学院下达这项紧急“陪侍任务”的南师大校长办公室主任朱毅，面对记者采访时也是“一脸无辜”。

　　“不错，这个任务通知确实是我亲手布置下去的，但我也只是奉命行事。”朱毅向记者强调。

　　女生被派去陪舞 联欢惹来不愉快

　　班长舒丽从学院领导那里领命之后，即刻赶往正在上课的教室，几经犹豫，她向正在讲台上聚精会神地授课的老师转达了陪舞任务，希望老师能配合提前下课。

　　记者调查得知，9月27日下午，为2003级舞蹈专业全班学生授课者为陈新坤教授，这个突如其来打断正常教学秩序的“紧急任务”，让这位素来一丝不苟的教授感到惊讶，学生更是一片哗然。

　　“特别是当听到班长宣布‘全体女生留下，男生可以自行安排时’，教室里顿时发出一片嘘声！”03级女生王仪娜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她告诉记者：“我们班共有18名学生，女生10人。”

　　沉默片刻，有女生当即掏出手机征求家长的意见，也有女生试探着问舒丽“能否不去？”

　　陈教授无奈地宣布提前下课。而“领导们已等候多时”的催请，使得女生们甚至来不及回宿舍放下书本，就紧随舒丽向校内宾馆“教师之家”奔去。

　　按通知地点，舒丽带领全班女生来到“教师之家”宾馆三楼多功能厅。此刻，南师大校方有关负责人正陪这些领导等候这群女大学生。

　　“这个场所的气氛让人很不自在，我们傻愣愣地站在大门口。”一名当事女生这样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她还听见有人说：“怎么只来了这么几个人呢？”有人解释：“音乐学院现在节日表演任务很重！”

　　稍后，终于有校办一名中年女士过来向她们简短招呼：“这些都是来学校检查工作的领导，你们陪他们跳跳舞轻松一下，别拘束，放开点！”

　　于是，10名女生开始找一块地方坐下来。之后，音乐和歌声响起时，她们就开始被邀请陪这些领导唱歌、跳舞。

　　“当然，主要是跳舞，他们好像都知道我们是舞蹈专业的，就是跳那种面对面、手拉手还要搂着腰的快三慢四之类的交谊舞。”有女生向记者证实：“和这些四五十岁的陌生人跳，大家很别扭！况且，我们舞蹈专业也从来不学这种舞。”

　　更有女生直截了当地抱怨：“突然间如此近距离地和领导接触让人感到很不自在，但是没办法，他们兴致很高，我们是奉命而来，又看到学校领导陪他们都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在记者已惊动学院高层的情形之下，接受记者采访的数名女生顾忌于“谁乱说谁负责”的警告，都不愿过多描述当时的诸多细节。

　　陪舞之后要陪吃 舞蹈女生多逃离

　　与女生们一样，原本对此事反感的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变得敛息屏气。南京当地一位当事学生的家长通过相关渠道转告记者：“孩子们才读大二，要为她们着想，希望以后学校再不要这样做。”而来自甘肃、沈阳等外地省份的女生根本就不敢向家长提及：“怕父母不放心！他们不会相信学校会安排学生做这种接待！”

　　那天的陪舞活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有没有出现有悖于或者说超出道德范畴的事情呢？

　　即便迫于校方压力，也仍有知情者愿意向外界描述当时那些让她们感到“不愉快”的情景。

　　对出现在校园网BBS上的说法，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的所有女生都没有直接否认，只有一名当事者对“陪饭”这个情节做了一个她认为“非常客观”的澄清说明：“整个活动中，的确有要求我们继续陪他们吃饭的内容，但我们中的很多同学都坚持说有事，最后都‘逃离’了。”

　　记者到“教师之家”宾馆实地探访获知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位女生的说法。

　　所有参加陪侍任务的女生，都不知与她们跳舞联欢的领导身份，在场的校办负责人也没作介绍。记者在采访校长办公室负责人朱毅时屡次问及，朱含糊其词地说：“是参加党校学习的一些领导，其间也有以前的校友。”而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楮女士提供给记者的说法同样也声称是来自于朱毅：“朱主任要求音乐学院一定完成任务，他强调说其中有高层的领导干部。”

　　师大天空被屏蔽 负面影响难消弭

　　当这次“陪舞活动”被公布在南师大BBS“师大天空”论坛之后，顿时引起全校师生的普遍关注，校方对此采取了最简单有效的措施——技术屏蔽。

　　在师生们看来，校方的做法是对学生明显不尊重，学生对此表达意见的最极端言辞是：“学校这种拿漂亮女大学生当工具媚上的做法让人感到愤怒和恶心！”显然，这次活动的具体执行者音乐学院及相关负责人，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学生“问责风暴”的中心。

　　10月8日上午，在南师大先林校区行政二楼，校长办公室主任朱毅向记者解释：“学生反映占用了一点教学时间来陪上面来的领导唱歌、跳舞，这都是事实，学校也不否认。”但他不同意外界对安排女大学生接待领导的指责之辞，他认为这次活动的准确定性应该是“一次完全正常、文明的与领导联欢活动”。

　　但有学生指出说，既然是联欢活动，为什么只要求舞蹈系的10个女生参加而不要另外8个男生也参加呢？

　　朱毅 “慎重告之记者”，之所以点名要音乐学院专业的女生前往作陪，另有隐情，“与她们的身材长相没有必然联系”，“听说这些领导在国庆节期间有一个大合唱的节目，想要这些女生专门辅导一下他们唱歌。”

　　对此，几名接受记者采访的当事女生予以了坚决否认，她们针锋相对的意见是：首先，“我们是学舞蹈的，显然不懂唱歌的专业知识。”其次，“自始至终，在整个接触过程中，没有一人告诉我们来此是为那些领导辅导合唱节目。”再则，“如果是真要辅导合唱，音乐学院的专业场所显然比这儿更要适合些……”。

　　不过，朱毅主任向记者承认，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给予支持帮助。因此，在一些交往过程中，出于礼节的需要，“类似这种接待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他坚持认为：“即便是从爱校的角度出发，学生为学校的发展尽点义务也在情理之中。”

　　10月10日下午，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离开南师大先林校区途中，有音乐学院学生致电记者称，音乐学院王书记已向学生传达了一条内部规定：日后凡是学校安排的类似接待作陪任务，学生有权拒绝，学院一律不再作强制要求。

　　(注：文中所涉学生均为化名)-

　　专家说法——“学校无权让学生陪舞”

　　无论在南师大还是其他高校，几乎所有接受记者调查的大学生都明确表示，“在大学校园里不该发生这种事情”，“学校应该尊重学生”，“学生太弱势，肯定是迫于校方压力”等。

　　“问题产生的关键背景在于，很多高等教育资源是由各行政部门直接掌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校会把这种社会上的陪舞活动也安排进了大学校园。”10月13日上午，社会问题分析专家江利华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接待好了这些掌握实权的领导，也许就能为学校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他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社会和官场中庸俗社交活动方式在高校的蔓延！

　　江利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他对《新周报》文中所述情形并不感到陌生：“应该说目前高校中类似这种接待做法还比较普遍，其操作手法和市场上很多公司企业接待关乎利益的上级领导差不多！”

　　他认为：一般来说高校的各级管理者还是非常传统的，不论是学校还是学院，对这种社交娱乐方式并不适合指派学生去做都心知肚明。其实管理层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的上级部门官员。

　　有法学专家认为：如将这种“取悦”放到法律面前仔细考量，实质是侵犯了女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名学生将学校推上被告席。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曾在中南海为胡锦涛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讲授法律的青年专家周叶中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学校此举肯定有待商榷，对学生的‘上课、休息及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构成了侵犯。”

　　“这种取悦上级领导的活动是非常庸俗和低级趣味的，虽无具体的伤害行为发生，但它所反映的实质已涉嫌色性贿赂。”武汉大学另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院教授指出，即便这是一次真正的学生领导联欢活动，学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也是违法的。他指出：“我国高校现在实行的是缴费上学制，有关艺术类专业的学费更是昂贵，单就服务来说，学校与学生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事实上的对等经济合同关系，因此，学校无权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学生，布置这种陪舞任务。”

　　历经多次失败教训后，该市历史上力度最强一次城中村改造即将启动，政府再次面临博弈难题

　　弹指20余年，深圳以超常规的速度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爆炸式洗礼。就在即将跨过现代化的门槛、率先完成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深圳发现，一直与这个城市相生相伴的城中村违建已成围城态势，昔日的毒瘤已经发展成了遍布全身的癌症，并仍在迅速蚕食着这个城市为数有限的发展空间。再不施救，深圳将无以为继。
　　2004年，深圳市政府再次拿起了手术刀。
　　有消息显示，继所谓的“梳理行动”、“空楼行动”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近日将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出台《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暂行规定》及《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查处违法建筑和违法用地工作决定》。两份文件一疏一堵，一软一硬，标志着本届深圳政府较早前提出的完善城市管理、改变城市面貌三部曲(第一步为“梳理行动”；第二步为整治永久性违法建筑；第三步为“穿衣戴帽”)中的第二步全面启动。
　　在历经多次惨痛的失败教训后，这次施术的前期准备十分充分，决心更为坚定，方案也更加周全，但由于困局难解，所以整个过程显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但无论如何，深圳此次破冰求解之举都显示出了为历史负责，不把难题留给后人的莫大决心和勇气。正如深圳市规划局一位官员所说：“过去很多领导遇到这个事是不想惹的，这届政府能够主动挑起这个责任，有一种明知是陷阱也要纵身往下跳的大无畏精神。”

　　原住民人均一栋违建私房

　　目前深圳共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城中村241个，其中特区内城中村91个，特区外城中村150个，其中大工业区6个。
　　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城中村和旧村则更多，共计2000余个。总土地面积43.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15万，其中原住民35.8万人。仅按2000年的违法私房栋数计算，原住民拥有的违建数量已接近人均一栋楼。
　　——据深圳市《关于我市违法建筑问题的调研报告》、《关于城中村改造的调研报告》

　　郑小岛的幸福与烦恼
　　靠收租，原住民郑小岛一家过上了幸福生活，烦恼在重建时来临

　　36岁的郑小岛是深圳30多万原住民群体中的一员，村籍布尾村。
　　在福田区万科金色家园大门附近有一条小巷，小巷的尽头是一个铁皮围成的工地，占地约300平米，郑家正在建设中的房子就在这里。就在几个月前，工地每天都能传出施工的声音。而现在，暴露在太阳下的施工机械表面已经蚀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简陋的工棚内，只有一个留守的工人懒洋洋地眯着眼晒太阳。
　　10月20日上午，郑小岛照例过来转了转，愁眉紧锁。“要是让建，主体工程可能都差不多完工了。”他叹息说。
　　郑所在的布尾村是下梅林股份公司所辖的一个规模极小的自然村。村子占地不过两三万平米，村民百余户。“村民每年的分红一直维持在万余元左右。”郑说，像他的四口之家每年总共能获得4万多元分红，而两个儿子一个正在上初中，另一个在上小学都要花钱，加上全家林林总总的生活费用，一年没有10万元摆不平，所以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出租房子。
　　1995年，在现在工地的原址上，郑小岛拿出了自家的宅基地和一部分钱，与一个汕头的朋友林某合伙盖起两栋6层半高的楼房，他和林各分得一栋，一楼做铺面，二楼以上住人，每月能收到25000元的租金。
　　靠收租，郑小岛一家5年便全部收回了建房投资，过上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前年，他花20多万元买了辆帕萨特轿车。郑回忆，当初建房也不是想建就建的，需要到股份公司、街道办、国土部门一一办理报建手续，获准后方才动工。房子有无房产证？他摇头，“后来政策出台，但即使是去补交地价，也无法办到手。”
　　2003年9月，该楼出现安全隐患，郑小岛准备拆了重建。因两栋楼的地基连在一起，拆除其中一栋势必影响到另一栋的安全，经过协商，他拿出100多万购买了属于林某的那栋楼。当年11月，两栋楼得以全部拆除。
　　楼拆了，再建就没有以前那么顺利了，烦恼随之而来。2003年11月，下梅林股份公司专门就他拆旧建新一事打出请示报告称：郑的建房用地属于红线范围，是村民历年生存留用地，希望国土部门同意其在原红线基础上建房，却未获批准。去年底两栋旧房拆除重建时，国土部门便前来告知郑小岛不许建；停工三个月后，复工；今年9月份，郑刚打完地基的工程再次被有关方面制止，被迫停工。
　　郑与记者说话间，两名治安员正骑着自行车在工地附近转来转去。“那是街道办派来的，盯着这里，动一锹土他们马上就会过来。”房子能否建下去？郑说他在等待——等待新政策的出台。他看上去充满乐观：“不让建的可能性只有30％。地基投下了50多万，哪能说不建就不建，那损失谁来承担？”

　　风暴前的秘密调研
　　“空楼行动”开始前，1个月的集中调研后，调研组历经8个多月拿出了两份报告

　　郑小岛最近的这次被迫停工，表面上看是近期开展的“空楼行动”导致的，其实在“空楼行动”之前，深圳早已山雨欲来，风云暗涌。
　　8月31日上午9时左右，深圳市布吉街道办长排村一处危险边坡下的混凝土挡墙轰然倒下，居住在坡下的一对母子被掩埋其中。按照常规，安全事故过后便会进入责任追究、安全隐患整治等环节，但随后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其整治力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在深圳前所未有。
　　“8·31”事故发生后，一场针对“插花地”险坡危楼的“空楼行动”风暴迅速由事故发生地附近的罗湖、龙岗两区席卷全市。行动中，在建、抢建的违法建筑也被列入整治对象，各区开始纷纷进行危楼搬迁，叫停违建，郑小岛的房子便属于叫停之列。“空楼行动”中，仅罗湖便紧急搬迁了1649户3000多人，涉及“空楼”对象52栋。
　　整个行动的推进十分策略，政府在组织这些违建危楼中住户搬迁的同时，还积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向不法开发者讨还损失。最近，首批“空楼行动”搬迁居民起诉开发商的房地产买卖纠纷案已一审完毕，45户业主共计获赔360万元。
　　“政府早就下决心要查处违法建筑和违法用地问题了，长排村只是一个导火索，把全面行动提前引爆了。”布吉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对“空楼行动”如此评价。
　　按照见诸媒体的公开说法，向永久性违法建筑开刀是市委市政府今年作出的决策，也是“梳理行动”的深入推进，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自然。实际上，此次手术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了。
　　自去年12月18日开始到今年1月20日，常务副市长许宗衡带领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政研室、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市法制局等单位组成了联合课题组，先后到6个区及部分镇、村及有关部门进行了集中1个月的调研。“这次调研是按照市委书记黄丽满、市长李鸿忠的指示进行的，整个过程并未见诸公开报道。”参与了此次调研的某部门官员说。
　　随后，调研组历经8个多月拿出了两份报告：《关于我市违法建筑问题的调研报告》、《关于城中村改造的调研报告》，即将颁布实施的两份文件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
　　调研报告中指出，在特区内违法建筑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许多村镇超出规划范围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组团绿化隔离带、农业保护区都有大量的违法建筑，往往是城市的重点建设项目规划到哪，城市发展到哪，违法建筑就建设到哪。越是增值潜力大、商业价值高的地块，越是违法建筑集中地。
　　报告中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消息：深圳21世纪城市战略重点、总面积170余平方公里的大工业区近几年来已被违法建筑蚕食了近20平方公里土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成片的被征土地。此外，郑小岛所属的原住民群体人数也被摸得一清二楚。
　　鉴于全市90％以上的违法建筑都遍布在城中村内，因此，查处违法建筑必须与城中村改造并行不悖、同步推进。报告最后得出结论：从城市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来看，对城中村早改比迟改好；大改比小改好；建商业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比建住宅好。

　　城市中的产权孤岛
　　政府与原住民在城中村问题上博弈的数次失败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深圳的农村土地管理基本上是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的。”郁万钧，前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自1984年开始参与和负责深圳规划管理、土地管理至1999年退休，对深圳的城中村违建十分熟悉。郁回忆，那时站在深南路上海宾馆路段，近处田面、远处岗厦低矮稀疏的农民住宅都会进入人们的视野，与今日之局面有天地之别。
　　特区建立初期，国家并无资金支持，深圳不但缺乏一次性赎买农村集体土地的资金，甚至连城市建设都要依靠贷款和外来力量进行。早期支援深圳的南油、蛇口工业区、华侨城、中航等8个企业曾并称“八大诸侯”，它们手中拥有大片土地自行规划建设，游离于政府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外便是一个例证。鉴于当时国家对农民住房的政策是一户一块宅基地，因此特区初期给予原住民的建房标准是：宅基地100平米，建筑基底面积80平方米，建筑不得超过3层(即240平米)，且户均人数少的只能建2层。那时并没有“公共”的概念，所以并未像城市用地利用一样要求各村为市政管道、道路等设施预留空间。再加上原住民以“打方格”的简单方式自行划地，根本对公共配套设施不予考虑，就为后来的城中村违建密密麻麻，卫生脏乱差，治安、消防、安全隐患重重，配套设施无法与城市对接等问题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政策意图只是简单地满足农民居住的需要，并没有考虑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而且直到现在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现在看来，这是当时一个最大的失误。”郁万钧说。
　　“形势恶化的拐点出现在80年代后期。1989年，深圳创造了两个超百的数据——人口超百万、GDP超百亿，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刺激了房地产需求。这一时段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政府财力不够，于1987年在全国率先试行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变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这次改革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土地突然从资源变成了资产。从原住民手里用几千元征来的一亩地，政府转手便能卖出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土地成了无价之宝，原住民开始紧握土地待价而沽。”
　　也恰恰是在1989年，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造成了原住民的心理恐慌，引发了第一轮占地建房热潮。在原住民不愿意放弃旧村土地之时，政府又在政策上作出了无原则的让步，终止了旧村改造，并撤销了旧村改造办公室。这是政府与原住民在城中村问题博弈上的第一次失败。
　　1992年，深圳宣布了特区内的城市化，随后宝安撤县改区。“这次城市化只是翻了个牌子，本应全部收归国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却全部返还给了原住民和集体使用。”深圳市规划局一位官员说。这一举动后患无穷，原住民认为“集体的土地就是自家的，自家建房自己说了算”的心理更为强化，城市中的城中村集体土地也成了国有土地重重包围下的产权孤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除了一些政策的反作用外，几个较大违法圈地、违法抢建的风潮还发生在像撤县改区这样的行政体制急剧转变期内，以及镇、村换届选举之时。这种时候虽然是行政真空期，但并不是政策和法律的真空期，这就与当时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执政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然不会有某些人在背后怂恿、教唆农民与政府对着干。”郁万钧说。
　　深圳宣布第一次城市化后，1992－1993年间，蔓延全国的房地产开发热潮刺激了特区内原住民的建房热情，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出租屋成了他们牟利的主要手段，形成了又一轮抢建风潮。到1993年，大量的城中村私房均建到了五六层。在这一过程中，原来每户100平米宅基地、最高不超过3层的规定已经荡然无存，政府也基本认可了每户不超过480平米的私房便可以承认为合法建筑。政府的步步退让，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违法建筑的甚嚣尘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最大规模的违法抢建风潮竟然发生在法规颁布实施之时。到了1999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于3月5日颁布实施后，虽然明确规定此日期以后所建的违法建筑一律查处，但抢搭“末班车”的心理促使原住民再度疯狂抢建；2002年3月1日，深圳开始实施人大两个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这两个规定的核心意图便是对1999年3月5日前建设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在进行申报登记，履行查丈、补交地价款等手续后给予合法身份，以达到“既往不咎，不许新建”的目的。
　　本想大赦天下，谁知却又天下大乱，这轮抢建风潮在特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村民会想，既然1999年3月5日前的私房可以取得合法身份，为何之后的不能？历经多次博弈，政府已经给他们造成了‘退让无底线’的软弱印象，再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他们自然会认为‘谁不抢建谁吃亏’。”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一名干部说。有关资料显示：自从1999年几部法规出台实施以来，深圳全市增加了约10余万栋新的违法私房及大量的违法厂房，违法建筑总量增加了近一倍。
　　最近的一轮抢建风潮发生在去年底。2003年10月31日，深圳启动了宝安、龙岗两区的加快城市化工作，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仅龙岗区就发生了违法抢建永久性违法建筑413宗，建筑面积27.7万平米。后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两区采取有效措施才得到初步控制。
　　历经多次抢建高潮后，对于高楼大厦周边密布的城中村违建，深圳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地处深圳心脏地带的中心区东、南两侧，密布岗厦村、皇岗村违建，成了深圳中心区最大的疤痕。

　　原住民这个食租阶层
　　“只有符合政府、集体、原住民三方利益的三赢政策，才能真正实施下去”

　　在白石洲拥有四栋私房的丁姨一家基本上就是沿着特区多次抢建风潮的轨迹完成自己的发家史的。
　　丁姨家1965年来到白石洲，落户在前光明农场沙河分场。“住的是黄泥和着草根垒起的茅草房，分配的口粮也不够吃，有时吃一种叫白薯的野生植物的茎，吃多了会中毒的。”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丁姨依然记忆犹新。
　　由于无法忍受贫苦折磨，当时不少本地人纷纷选择了逃港。1978年，丁姨的女儿撑块划板也跑了过去。日子的好转是自1980年开始的，当年在香港打工的女儿资助下，丁姨家建起了一栋两层高的小楼，花费2万多元。1988年，丁姨的儿子余先生22岁，他投入此前跑运输的收入30万元又建起了一栋楼。“这栋房子当时在整个白石洲是款式最漂亮的，四面都贴了瓷砖，五层高。”余先生说。1992年，余先生又盖起了一栋8层高的私房，结构以单身公寓为主。到了1993年，丁姨家将最早的二层小楼拆掉，在原址上又建起了两栋各高六层、六层半的楼房，丁姨一家现在就住在其中的一栋里。
　　几栋房子占地共计1200平米，房子建成了，家里的地也恰好全部利用干净。谈起这样一份不菲的家业，余先生反而很平静：“本地人谁家没有几栋楼？”就在他家房子的附近，就是他岳父母的几栋出租屋。余先生说，虽然租金很多，但投资也不小，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里几个人都有份。现在，房子的身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是违章建筑，没有产权证的。”他笑着说。当初在建房时，他曾去有关部门咨询过，但并未获批。“管它呢，先建了再说，别人也都在加紧建。”
　　“开工啦”，中午12时，朋友老吴和老冯来到余家。这两位都是白石洲村民，和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打打麻将，一天很快过去了。“打的不大，输赢几百块钱，混时间。”余先生说。
　　长期以来，深圳原住民这个食租阶层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大致是这样的：他们制造出来的城中村内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包娼庇赌，成了不法分子横行之地、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所；他们中的部分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败坏社会风气，在早些年有过“四不青年”(不耕作、不学习、不经商、不做工)的不好名声；他们简单依附于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排斥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游离于现代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外，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记者见到的余先生一家的生活却与这种形象有些分别。虽然有丰厚的出租收入，但家里的两个小孩都非常懂事。16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在南山一所学校上初中，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来。“我对子女管得比较紧，每星期每人只给几十块零花钱。”余先生说，小孩回来后从不出去玩，只在家看书、练琴，女儿的钢琴现在已过了6级。
　　多年前，余先生和妻子已被一次性买断工龄，因此一直没有工作。“出去找过工作，年龄太大，学历又低，别人看不上。”余先生说，就算有份月收入1500元的工作，他也愿意干，比如做个司机。“总关在家里实在是太闷了。”
　　“他们到底是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我建议应该彻底地就他们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等问题展开准确真实的调查，作为我们出台改造政策的依据，而不能总是妖魔化他们，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历次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和他们成为朋友，制订出符合政府、集体、原住民利益的三赢政策，才能真正实施下去。我工作期间的体会是，一个村民个体往往是弱势的，村委会主任不让他动一块地，他是绝对不敢动的。违法建筑归根到底是法人违法，带头的就是村干部，甚至我们的领导干部。”郁万钧说。

　　怎一个“拆”字了得
　　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

　　目前，不但在如何看待原住民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就是在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方面，争论也一直存在着。
　　10月21日，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老人来到了下沙村。他的名字叫约翰·福瑞德曼，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终身荣誉教授”等多个头衔，是国际知名的规划大师。他此行是来参加深圳市规划局举办的“城市规划学术讲座”的，在行程中，深圳市规划局特地安排他参观了一个城中村。
　　参观过后，他发表的讲演中的一番话让台下的很多聆听者大跌眼镜：“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只有后者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
　　“可能在外国人看来，越是落后的东西才是越有特色的吧。”前来采访的深圳某媒体记者打趣道。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是约翰·福瑞德曼的学生，她向记者就大师此语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为什么对城中村这么有兴趣？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很多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居住在旧村中的人们之间历经多年才建立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伍美琴说，香港以前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将原有旧村的社区形态打破之后，居民是很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而现在香港搞重建，很强调要做社会影响的评估，尽量保证重建后社区网络的完整，就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城中村还有个最起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较低的进入门槛，从而保证了深圳的高速发展。实践证明，任何以政府为主体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郁万钧回忆，在深圳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尝试过建设廉租屋、周转房提供给外来人口及户籍人口居住，但随后政府不但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且由于需求缺口太大，部分存量资源被掌控者当作生财之道转租出去，偏离了最初建设的初衷，最后不得不放弃。
　　而香港建设大规模廉租公屋的模式深圳难以借鉴。伍美琴指出，香港入住政府公屋的都是居民，但深圳的移民太多，深圳的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为来自全国的外来人口创造居住条件。因此，城中村在目前仍有存在的价值。
　　约翰·福瑞德曼认为，深圳的城中村之所以有今日之局面，肯定是有其自身原因的。从世界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在城市规模扩大时也会遇到此类问题。他介绍，对于不符合城市规划的旧村或建筑，英国的做法是只要其保持原状政府便不动它，但同时要做出规划，该处旧村或建筑一旦将有所改变便会要求其必须与规划相吻合。“旧村改造是一个城市对其进行逐步吸纳、逐步改造的过程，世界很多国家都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中国的城市如果想人为避免这种历程，是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的。”
　　仍在保持着旺盛生机与活力的城中村，怎一个“拆”字便可了结。
　　
　　政府的历史责任
　　“如果一定要分清城中村违建形成的历史责任，我的看法是原住民群体与政府四六开。”一位规划师说

　　客观地看待城中村违建现象，政府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提醒，政府欲在城中村改造及查处违法建筑上有所突破，首先必须正视过往失误，勇于为历史承担责任。
　　在退休之前，郁万钧接手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按照当时市里“一年实现宝安、龙岗两区村镇规划全覆盖”的要求主持规划的编制。“像这种‘运动’式的规划就只能是交差了。当然我倒不觉得我是在敷衍。至于怎么执行和实现就是后人的事了。”他叹了口气说。
　　已经退休的身份让郁万钧现在谈起城中村来不再有过多顾忌。他指出，在遏制城中村违法建筑违法用地问题上，国家是早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比如，按照我国《刑法》，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国土资源部也于近年出台了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上市流转的有关规定，并在广东开始试行。“作为地方政府，最根本的职能是执行国家法律，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但深圳有时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尽如人意。”
　　有学者还指出，在违法建筑问题上，深圳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方面不仅仅是“不尽如人意”，有时甚至是“自身违法”，如2002年实施的人大两个规定就与国家法律有所抵触。
　　这一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2002年，记者旁听了一次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动员大会，会议上，深圳市人大某领导在讲话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这两部在执行效果上适得其反的法规何以能获得通过并实施？该学者分析，这与深圳的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严重倒挂有关。在深圳，拥有选举权的人口绝大部分是户籍人口，而在户籍人口中，原住民不但选民数量较大，且在市、区两级人大所占的代表比例也均较高，因此“两规”获得通过不难理解。
　　“深圳从去年开始了对‘插花地’问题的查处和整治工作。其实，我们在规划中早就提出过要求，部门文件也发过，还进行过勘界。可以说，关于‘插花地’的一些规定我们早就有了，只是没有执行而已。多年来，我们不但没有拿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办法，反而不断地将并不太复杂的问题复杂化，出了事的时候又不敢拿起法律的武器坚决执法，这不但是退让，而是姑息、纵容甚至是怂恿。”郁万钧坦言，与城中村打了近二十年的交道，他的心态已经非常消极了。
　　“如果一定要分清城中村违建形成的历史责任，我的看法是原住民群体与政府四六开。”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位姓李的规划师，给了记者这样一个数据。他曾长期在城中村调研。
　　对于这个数据，郁万钧并不认同。他认为，责任是没有一个量化标准的。但他的批评也分量不轻，“首先就是领导责任，其次和我们政策的不到位、管理的不到位、对农民教育的不到位都是有关系的。”
　　有知情者透露，在《关于我市违法建筑问题的调研报告》中，也提到了政府以往的一些过失：“我们在没有支付征地补偿款，并办理相关手续，村民不愿意放弃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宣布集体土地归国家所有，造成土地所有权的虚置。”据说，政府拖欠的征地补偿款至今仍有2.5亿元。
　　
　　这一次退无可退
　　这将是深圳历史上政府决心最大、力度最强、并尽可能对各方利益予以最充分考虑的一次城中村改造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的决策往往逃脱不了当时环境的局限性，因此也会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一次次地将城中村违建列为“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深圳面临的现实已是退无可退。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已经被市委市政府上升到很高的层面来认识了，决心也很大。过去我们很多领导遇到这个事是不想惹的，这届政府能够主动担起这个责任，有一种明知是陷阱也要纵身往下跳的大无畏精神。”深圳市规划局一名官员透露，最近，由市长李鸿忠亲自挂帅，刚刚成立了查处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和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局，查处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土和房产资源管理局。”指了指头顶上的办公室，他说。
　　知情者告诉记者，这次整治的主要原则是以刹住新的违法建筑和控制城中村的蔓延为前提，循序稳步推进，防止一哄而上；城中村改造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条件成熟一个改造一个；坚持统一规划，成片改造，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一律暂缓改造，防止借改造圈地搞房地产；同时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变，促进原住民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据说，最近有政府官员提出城中村要在三年内改造完毕，我认为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大跃进’式思路是不可取的。”一位专家说，“还有，听说这次改造的主要思路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仅有这8个字也是不够的。政府绝对不能有通过改造赚钱的想法，不仅如此，还要让利于民，这是为历史失误必须承担的代价。”
　　“政府主导是在政策、组织、规划等方面的主导，整个改造项目肯定是以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现在城中村的总造价上千亿，改造成本更高，无论哪个政府都是承担不起的。但政府在这次改造中会制订优惠政策，这也是承担历史责任，让利于民的一种表现。”深圳市规划局这位官员说。
　　记者了解到，即将出台的《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暂行规定》中还可能会有这样的优惠政策：改造后容积率控制在2.5以内的免收地价；2.5－4.5之间收取20％地价；只有4.5以上的才收取全额地价款。
　　“尽管城中村的容积率已经很高了，但容积率对政府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一定的容积率是要与市政配套容量成比例的，不能在改造后建筑物的容积率很高，市政配套却根本跟不上。所以，下一步政府也会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市政配套设施的建设投入，这也是一种承担历史责任的表现啊。”这位规划官员认为。
　　综合各方消息均显示，即将全面展开的这次整治城中村违法建筑及城中村改造行动将成为深圳历史上政府决心最大、力度最强、并尽可能对各方利益予以最充分考虑的一次。
　　“但我现在就担心一个问题，这次会不会又像落实人大两个规定时一样，各方都很重视，也喊得很凶，推动起来却起色不大，最后致使法律法规和政策又成了一纸空文。”这位官员谈起此事还是显得有些信心不足。
　　高楼大厦掩映之下，城中村违建仍在顽强地生长着，早已成了深圳一个难以抹去的城市符号。这个城市管理和产权的阳光照耀不到之处每天都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也给深圳人留下了无数的记忆和无数的谜。对于深圳这个城市来说，一个很大的谜团恐怕就是：城中村究竟何时才能与它外面的世界实现全面、彻底的大融合，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或许，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绅士需要多久，揭开这个谜底的时间就有多长。三年、五年；也可能是一代、两代。

　　分析：城中村改造四大困境

　　种种因素促使城中村违建改造形势越来越严峻，改造的代价也在迅速攀升，所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有关资料显示，深圳城中村改造面临着四大困境：
　　●改造代价困境
　　全市私房总造价高达千亿元以上，年出租收入200亿元以上，拆迁改造需要补偿安置的数额巨大，加上业主对拆迁普遍抵触，要价过高，且不愿接受货币补偿，只接受住房补偿，由此带来的巨大改造成本和风险将令开发商望而却步。
　　●容积率困境
　　容积率(红线范围内建筑面积与土地面积之比)不提高，开发商无利可图则无积极性。特区内城中村平均容积率接近3.0，要想有利可图，容积率要提高到6.5以上。即使在城中村范围内维持现状的开发强度都难以达到改善城市环境的目的，容积率再提高，不但将牺牲城市环境，市政公用配套的压力也太大。
　　●土地权属困境
　　土地权属不清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制度障碍，由于违法行为具有普遍性难以强制拆除，因此一旦承认其合法性必将加大改造补偿成本并引发新的抢建；如不承认其合法性，又无法进行拆迁补偿，改造难以进行。
　　●土地供应困境
　　如不提供大幅度地价减免优惠，改造主体没有积极性；如提供优惠，则将影响城市土地收益延缓城市建设步伐，并容易造成土地供应失控，冲击商品房市场。

　　政府与原住民四次博弈

　　●1989年，第一轮占地建房热潮
　　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造成了原住民的心理恐慌，引发了第一轮占地建房热潮。在原住民不愿意放弃旧村土地之时，政府又在政策上作出了无原则的让步，终止了旧村改造，并撤销了旧村改造办公室。这是政府与原住民在城中村问题博弈上的第一次失败。
　　●1992年－1993年，又一轮抢建风潮
　　1992年深圳宣布了特区内的城市化，随后宝安撤县改区。但“本应全部收归国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却全部返还给了原住民和集体使用。”原住民“集体的土地就是自家的，自家建房自己说了算”的心理更为强化，加上1992－1993年间，蔓延全国的房地产开发热潮刺激了特区内原住民的建房热情，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出租屋成了他们牟利的主要手段，形成了又一轮抢建风潮。
　　●1999年－2002年，最大规模的违法抢建风潮
　　1999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于3月5日颁布实施后，虽然明确规定此日期以后所建的违法建筑一律查处，但抢搭“末班车”的心理促使原住民再度疯狂抢建。1999年－2002年，几部法规出台实施以来，深圳全市增加了约10余万栋新的违法私房及大量的违法厂房，违法建筑总量增加了近一倍。
　　●去年底，最近的一轮抢建风潮
　　2003年10月31日，深圳启动了宝安、龙岗两区的加快城市化工作，引发最近的一轮抢建风潮。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仅龙岗区就发生了违法抢建永久性违法建筑413宗，建筑面积27.7万平米。后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两区采取有效措施才得到初步控制。

　　■　名词解释

　　梳理行动
　　从今年3月起，深圳在全市进行的拆除临时性违法建筑的大行动，拆除了违法建筑数千万平方米，涉及人口100多万。
　　空楼行动
　　深圳针对险坡危楼和抢建违法建筑的紧急搬迁和制止行动。
　　“插花地”
　　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二线发生了外移，使深圳特区内外部分区的交界地在行政管辖上出现了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三不管地带。俗称“插花地”。

　　■　声音
　　
　　关于城中村
　　“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这里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终身荣誉教授约翰·福瑞德曼
　　“城中村还有个最起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较低的进入门槛，从而保证了深圳的高速发展。”
　　——已经退休的前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
　　
　　关于新规定
　　“过去很多领导遇到这个事是不想惹的，这届政府能够主动担起责任，有一种明知是陷阱也要纵身往下跳的大无畏精神。”
　　——深圳市规划局一位官员
　　“但我现在就担心一个问题，这次会不会又像落实人大两个规定时一样，各方都很重视，也喊得很凶，推动起来却起色不大，最后致使法律法规和政策又成了一纸空文。”
　　——另一位深圳市规划局官员

高中时，一同学在聊天中谈到中东局势，忽然冒了一句：约旦侯（猴）王国赛因。顿时笑翻……

有一次我和MM谈动情流泪被她发现了，她诡异的指着我的眼睛说：怎么了？我一脸无辜的答到：眼睛掉进沙子里了。

小时候冰棍雪糕的一般都是推着自行车叫卖，有一次，在屋子里听一阿姨喊：新来的雪糕，热乎的。（估计阿姨以前是卖油饼油条的）

我一个同学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对方的爷爷接的，那同学不知道在想什么，张嘴就是：“爷爷，我是奶奶…”突然觉得不对，哐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有一次，我同学询问我另一个同学在医院是哪一科的，我记不太清楚了，觉得又像是内科又像是针灸科，结果就说她是：内疚科的。

我同学，每次出门前都会很有礼貌的说一句“爸爸再见”那次她到我家玩，临走时，也冲着我老爹说“爸爸再见。”

有收鸭毛的，在街上叫‘收鸭毛咧” 一次和熟人聊天。说到熟人感冒了，后大声吼了一句“收感冒咧”……

大学时候，一同学和我争论问题，一时处于下风，情急中一拍桌子起身大叫：你胡说，我又不是不傻！

我一哥们去相亲，回来大家问他怎么样，哥们讲：这个女孩真糙。中午到了饭点，2个人进了一家牛肉拉面馆，女孩对师傅大声说道：嘿，给拉2碗~~~拉面的师傅说：你吃吗？吃我就拉。我哥们赶紧说：1碗，您拉1碗就行了。据说，当时在饭馆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上学时候的团支书特别不会说话，我入团的时候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属于惨不忍睹那种）我们的团支书主持的时候毫不犹豫就说：今天是两位同学大喜的日子，其余同学全体笑翻-_-0

过了一个学期又是这位老兄主持另一位同学的入团仪式的时候说道欢迎XXX同学加入我们这个神秘的组织中来……

记得我和同事一起去郊游.同事结了婚的,然后我们做烧烤吃.同事很嗲的对她老公喊到:老公,你来剥这根葱嘛~~~~不知道是太兴奋了还是怎么的…结果说成了:老葱~~你来剥这根公嘛~~~~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时，有一课是关于北大荒的，老师让我们念课文，有一句是“杠大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可是在大家一起朗读时，我清楚的听见我同桌不小心口误，念成了 “ 杠大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被窝里 ”我当时快笑晕了，可她居然还没意识到，一本正经的问我怎么了？

记得有一次和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说某某某像农民，土土的，憨憨的，很可爱，大家都说是的是的，像农民像农民，突然电话响了，接电话的同事居然说，喂，你好，农民！~

我有一特腼腆的男同学,去食堂打早饭,窗口里那伙计问他:要点儿什么? 他低着头说:我要…我要..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那伙计盯了他半天,说:你要什么呢?再说一遍? 我要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哦不!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伙计FAINT!

某日在宿舍看《穆斯林的葬礼》，同学问“看什么书这么入迷？”说着抢了过去，读：《斯大林的葬礼》，我顿时笑翻。还没等我笑完他又说“嘿，嘿，作者是雷达（霍达）”哎，其时我们正好在学雷达避碰课，笑的我肚子都疼了。

以前我做收银员时,有一次一个人女人拿了包卫生巾来买单,结帐后我本来想说“ 请慢走 ”，结果一不小心说成了“请慢用”……

有次我妹妹给我介绍一支曲子，她说叫“ 少女的衬裤”，我心下诧异，拿过CD来一看，是“少女的祈祷 ”

我最怕我的大舅了。有一天在集上看见了他，我一害怕，脱口而出： “集！你也来赶舅了？”

我和妹妹小时候在家玩，她假装一个侠女，很警觉地竖着耳朵听听外面，然后一脸警惕地跟我说：“哎？不对大头阿！”

单位同事看报纸，说，刘晓庆没结婚就生了个孩子，叫云云，我们赶忙拿着报纸找，不见。她走过来给我们指，一看，是“ 刘晓庆在那个年代，就曾说过很现代的言论，诸如一辈子单身，但不结婚也可以生个孩子云云。”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叫班上的一位PLMM起来读第一段课文，MM起来想都没 想就读到：新华社长（zhang） 江前线报道.（注：原文为：新华社长江(chang jiang)前线报道）全班哄堂大笑……

我六岁那年我妹四岁，有一次路过宾馆门口看见一头驴在大街上走，旁边也没有农民，估计是走丢了吧，立刻兴奋的转头给我妈我爸说，快看快看，驴一个人走着呢呵呵呵呵……

我初中一同学上历史课溜号，老师叫其读课文，慌忙中拿起书本读到：“法国舰队司，令狐拔……”全班笑翻！

当年高中军训时，偶寝室一MM刚洗澡回来～用手指着头，无比自豪的说：“你们看看，我的‘ 裤 ’ 头酷不酷？ ”众人狂晕～～～～～～

小学学历史，记不清哪个阶段了，分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偏偏老师把偶抽起来提问，一激动，答：母系氏族和公系氏族。老师第一个笑起来，跟着全班哄堂大笑。

曾经形容某人，本想说：“ 那厮脑满肠肥！ ” 结果说成：“ 那厮满脑肥肠！” 听者一愣，后暴笑，得出结论： “对他脑袋里都是肥肠！ ”

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写着：我们的生活是解放军叔叔用鲜血换来的。结果我起来朗诵的时候我读成了“我们的生活是解放军叔叔用鲜鱼换来的……

有一个学生把课文中“王二小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读成 “王二小把八路军带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一天和我同学在酒吧看电视,看到一个非常可笑的画面.她可能想说真搞笑,又想说真好玩,结果很大声的说了一句: 哈哈,真搞玩!

还有一次,一本正经的给一个同学讲大道理: “我告诉你啊,天下没有午餐的免费!“看他马上就要笑出来了,急忙改口:“ 哦,天下没有午费的免餐!“对方暴笑,从此轻易不给别人讲道理.

我妈妈有颈椎病，天天往脖子上抹药，有天我问她：“ 你药（要）抹脖子了吗？”妈妈瞪着眼睛看着不解的我说：“我还没有打算自杀！”

我的耳朵有只生下来就缺一角，我问我妈妈怎么搞的，妈妈开玩笑说：“ 你爸咬的！”我爸爸在饭厅吃饼，接了句：“我没有咬，我是撕着吃的！！”巨寒！！

记得上学时，开运动会，我们班的女生没有人报名，我们的体育委员（男生）很是着急，拿着报名表在全班宣布：告诉你们，女生听清楚了，再不报名，就“强报”（强制报名）。女生愤怒。

有次我妈同学来我家吃饭，吃完了一碗我妈要给她再盛。她说，你别给我盛了，我不够。。。

有一次，偶给偶同学打电话，对方拿起电话喂了一声，我突然忘记自己是给谁打的电话了，恩了半天冒了一句：你是谁？

一次同学和我借钱坐公车回家,应该说：“借钱我坐公车回家”，却把话说成：“借公车我回家坐钱”。。。。。

有一次，我和朋友去吃饭，吃到一半朋友说：“小姐，给来包卫生巾（餐巾纸）！”小姐幽默的说：“要不要带护翼的？”当场晕倒！

我有一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拨错号了拨到男生宿舍了，那边一男的说：喂，你找谁？我这位同学一楞，居然问：请问这是女生宿舍吗？

　　——网易泡泡“免费”大餐招人烦

　　网易为了招徕聊天工具“泡泡”的人气而为用户赠送免费手机短信。这产生了大量骚扰信息，在经济上也很快成为了网易的负担。近期网易调整了免费规则后，又陷入了丧失信誉的窘境。“免费”这把双刃剑在伤害着网易。

　　一周发布三道“重要公告”

　　网易泡泡原来的“免费”规则是：用户每在泡泡上挂8秒钟，就可以获得一个金币，用户发一条短信支付100金币，即在网易泡泡上泡5分钟就可以发3条免费的短信。

　　10月12日，网易突然宣布，将泡泡免费短信的虚拟资费标准从以前每条100金币提高为每条1000金币。许多利用国庆长假积累了一定“财富”的用户发现，自己账户里的金币购买力突然缩水成1／10。于是，在泡泡的聊天室里，每天都有众多的用户发言抗议。

　　还有一些用户则疯狂地添加自己的好友人数———不管对方是不是认识的人———因为按照“金币分红”的规定，每个泡泡用户的好友人数越多，每天就可以额外分到越多的金币。很快，泡泡用户每天都会受到无数“添加好友邀请”的骚扰。

　　于是，网易不得不在18日发布第二个公告，规定将别人添加为好友却被拒绝的用户，每被拒绝一次将被扣去2万个金币。这和原来用“金币分红”鼓励用户相互添加好友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

　　为了平息众怒，10月19日，网易公司再一次发布“重要公告”，宣布从20日开始，网易泡泡免费短信的价格虽然调整为每向手机发送一条短信收取1000泡泡金币，但加上了“每收到手机回复一条短信则另外获得500金币”这一条作为弥补。

　　一周之内3个公告出台之后，泡泡上的骚扰信息终于减少了，但是对网易信誉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昨天，部分用户依然在聊天室里发言抗议网易失信。

　　网易边诉苦边继续“免费”

　　据了解，用户每发出一条免费短信，网易要为之支付0.05元。网易泡泡负责人向记者诉苦，网易每个月都要为这些免费短信花费很大的投入。

　　网易昨天给记者发来说明表示，修改免费规则是为了“防止一些恶意用户滥用泡泡和免费短信骚扰他人”。网易负责运营泡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泡泡目前有2000多万用户，其中大概有1%可能是为了泡泡的免费短信而来的，有的用户手中已经积累了数千万的金币，于是将免费短信四处发送，个别用户甚至用来发送广告，骚扰其他用户，由于泡泡短信可以直接发送给中国移动的用户，这些免费短信甚至进一步扩散到了移动用户手机上。

　　网易泡泡负责人转而又告诉记者，网易免费短信政策还要进行下去。据了解，目前国内即时通讯市场日益激烈的残酷竞争，迫使运营商们不得不采取免费短信手段进行刺激。此前，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免费短信在吸引部分新用户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众多完全为了短信的“假用户”，最后反而会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但记者昨天发现，腾讯刚刚推出的办公类个人聊天工具TM，打出的广告明确说明：“使用TM可完全免费发送150条手机短信/天”。

　　负面影响该网易自己承担

　　“金币政策仅仅是用户纯获利益的一个活动，当然是可以应时而变的。”网易方面认为，金币和用户的投入之间没有联系，“和现实相比可能同‘赠与’有相似之处，《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赠与方是可以无条件撤销赠与合同的。”

　　但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却认为，网易在泡泡的服务条款中已经规定自己有权修改相关政策，所以的确可以对规定进行修改，但修改只能对未来有效，而不能具备溯及力，即网易可以规定用户在12日以后获得的金币每1000个换一条短信，但是用户之前获得的金币必须以100个金币换一条短信兑现。

　　陈凯认为，用户和网易之间实际上形成的是这样的交易协议：用户花费时间和精力使用泡泡，网易为此向用户支付虚拟财产金币，而且承诺100个金币可以兑换成一条短信，对此，双方都应该履行。

　　有业内专家指出，任何免费活动对商家来说都是具有利益目的的市场活动，而不是慈善活动，因此出现问题之后，商家不能将责任转移到用户头上，而应该自己想办法承担。

　　本歌曲所属专辑《七里香》，2004年8月发行

曲：周杰伦 | 词：周杰伦 | 编：周杰伦

翻着我们的照片 想念若隐若现
去年的冬天 我们笑得很甜
看着你哭泣的脸 对着我说再见
来不及听见 你已走得很远
也许你已经放弃我 也许已经很难回头
我知道自己错过 请再给我一个理由 说你不爱我

就算是我不懂 能不能原谅我
请不要把分手当作你的请求
我知道坚持要走是你受伤的藉口
请你回头 我会陪你一直走到最后
就算没有结果 我也能够承受
我知道你的痛 是我给的承诺
你说给过我纵容 沉默是因为包容
如果要走 请你记得我
如果难过 请你忘了我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日渐荒芜的联赛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混乱不堪的联赛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丑恶横生的联赛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严重扭曲的联赛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原因解析 主要原因就在足协无能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原因解析 俱乐部自身也难辞其咎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何去何从 中国足球必须推倒重来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日渐荒芜的联赛

这是一个日益枯萎的联赛。球场四周的看台上，曾留下了多少人对中国足球的爱与恨？曾那么纯洁、那么狂热、那么执著的爱，如今都已随风而逝，空空荡荡的四周，空气中尽是荒芜的味道。球迷们离开了，出钱的大老板们退出了，广告商们胆怯了，中国的联赛枯萎了。

畸形联赛畸形目的

中国的联赛是缺血的，是不具备造血功能的，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俱乐部们畸形的目的。追求胜利是正确的，但在俱乐部们追求胜利与冠军的背后，还有赛场外的目的，那就是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动机背离了市场经济也背离了职业联赛的规则，当追求胜利变为别有用心时，他们失去了能促进其良性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市场。
几年的市场经济让商家们明白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含义，但中国的足球联赛并没能明白。中国足协与各家俱乐部也曾喊过观众就是上帝的口号，但也仅仅是口号。关于球场上座率的调查搞了又搞，谁都知道中国联赛的上座率在快速地下降，但没有谁去真正重视，中国足球的上帝、中国职业足球的未来就这样逐渐离开。而与此同时，俱乐部们却在为一场失利而如临大敌，而他们开会、分析，然后出台办法，甚至不惜暗下黑手，也许最终他们能够取得胜利，但就在他们为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的上帝已经纷纷离开，他们的球场已经空空荡荡。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欧洲众多成绩一般的中小俱乐部的球场内，仍会坐满密密麻麻的观众，仍会响起高昂嘹亮的战歌，中国联赛的胜利没有留住观众，而国外一家失利的俱乐部却有无数球迷在背后默默支持。这是怎样鲜明的一种对比啊！在中国联赛中获胜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联赛中只有有了市场这块大蛋糕的吸引，才会有投资人进来搞俱乐部、投广告，俱乐部有钱了才会请高水平球员来到中国，中国联赛才有可能造成良好秩序，中国足球才可能提高水平，观众的需求才可能得到满足，而此时投资人与广告商的利益也同时得到了保障。中国足球打到现在的程度，伤害得最深的却正是自身良性发展要依赖的根源。

　　枯萎球市门可罗雀

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也曾有过无限风光、也曾经历过风华正茂，疯狂的球迷、火爆的球市、直线上涨的广告费、冠名费……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美好的日子实在是过于短暂，仅仅十年，中国的球市已经未老先衰。门可罗雀的售票亭，最少时只有一两千人的球场，越来越难寻觅的冠名商，一副夕阳没落之相。
尽管有的只是虚假的繁荣，但中国的球市确实有过“火爆”的经历。在职业联赛第一年的１９９４年，国内甲Ａ联赛的平均上座率就达到了１．６５万人，而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创造了上座率接近２．５万的火爆球市，尽管此后的几年里上座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两万人左右的水平。在此期间，一个个金牌球市不断涌现，沈阳、西安、成都，甚至青岛、上海都曾有过体育场上座率接近九成的纪录，球迷们连夜排队购票，票贩子手中的球票甚至会高出票价一倍。但是，这种没有根基的繁荣最终注定要成为昙花一现。到２００２年，在假球与黑哨越来越多地成为场上焦点之后，中国的球市自此开始快速下滑，这一年的平均上座率降到了１．５５万人。此后俱乐部们纷纷降低了票价，球市曾最为火爆的西安都采取了免票入场，大连也是如此，而北京推出的只售几十块钱的年票和五块钱两张的球票纷纷出现。但这些都于事无补，球市日益惨淡的趋势谁都难以抑止。
到２００４年，也就是中超元年的时候，中国球市的枯萎速度开始成倍地加速。从５月１５日中超开幕到９月２０日的１１轮比赛中，观众总人数８１．１５万人，平均每场观众仅１．２７万人，这是自１９９４年职业联赛开展以来，观众上座率的最低水平。在中超联赛第六轮，还出现了六场比赛观众总人数不到３万人，平均每场观众只有４８００人的凄惨场面。而即使是这个数字，还是与官方对入场人数的统计有出入。许多比赛到现场观战的仅有一两千人，而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是买票入场的呢？据报道，成都赛区竟然出现了冠城队一场比赛只售出８张门票，票房收入只有８０元的奇闻。
中国足球确实有过春天，但那时的好日子在很大程度是由于观众的热情井喷式爆发而引起的。在狂热过后，当中国足球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职业足球的环境，当球场里再也留不住人们的目光时，中国足球终于遭遇了最险恶的危机。

投资泡汤集体逃亡

职业联赛十年，中国足球丢掉的不仅仅是观众，在扔进了太多钱而得不到回报之后，众多企业纷纷离开中国足球。如果说十年之中这只是一个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中超元年的现在，十几家俱乐部中仍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又有几家？而除了俱乐部，广告商与冠名商同样纷纷告别中国足球，观众的流失使他们的投入收效甚微，中国足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底洞”。
如果从中国职业足球的一开始算起，接触过中国足球后来又离开的企业有很多，像最初的广东省五家企业投资了四支甲Ａ、一支甲Ｂ球队，如今他们只有一家还在。而只是最近几年中退出而且影响较大的，就有七家。１９９８年，大连万达的退出拉开了投资方退出大幕。在当年９月中国足协杯半决赛中，由于对主裁判俞元聪三个点球的判罚不满，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怒发冲冠，宣称“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当时的王健林或许不是第一个看出中国足球“不可为”的人，但他却绝对是最有魄力的企业家，能在巅峰处离去的人并不多。而当红塔也终于痛下决心，以极低的价格出手、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中国足坛的时候，时间已过去了五年多。事实证明，王健林的退出是明智的，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红塔为俱乐部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他们走得如此干脆，这足以说明他们离去的决心和对联赛的绝望。寰岛、海狮、吉利、全兴、平安，这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名字现在已经与足球无关了。
离开中国足球的投资者太多了，更多的甚至还未有机会进行接触，便被吓得掉头而去，而现在仍留在中超的俱乐部中，准备要退出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最初几年的广告商、冠名商一掷千金的景象不再了，就连联赛冠名权也仅仅卖出了五百万美元。不可否认，中国的足球越来越不值钱了。

垄断经营雪上加霜

本已是在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却偏偏还被垄断了赚钱的权力，为了生存，中国的俱乐部们只能靠不断地用再投入来弥补此前的投入与产出间巨大的亏空。中国的联赛本来就已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运行着，而足协对联赛开发、经营权的垄断加剧了俱乐部的负担，这也正是造成一些俱乐部“玩不起”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足球联赛是不赚钱的。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维持一支中超球队，每个俱乐部至少也要投入三四千万元，而这也只够维持俱乐部的正常运行，如果你想夺冠，你就得投入七八千万甚至更多。而收入呢？少得可怜。联赛的经营权被足协交给了其旗下的福特宝公司，俱乐部只得到限制极严的开发权，这方面的收益也就少得可怜。门票的收入也可以不计，少得可怜的这点钱甚至不够租用场地及安排保安的费用。其他的收入主要包括球队冠名权、胸前背后广告及足协分给各俱乐部的联赛经营和卖出电视转播权的收入。两千万元已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很多时候俱乐部的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数字。投入与收入的差额至少在两千万元，这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种负担。所以像辽足这样的没有钱或是不愿拿出钱的俱乐部只能靠卖出球员度日。
中国足协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却经营着别人投资的联赛，即便是从情理上讲这也很难说通。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福特宝公司的经营又远远不能让投资俱乐部这些真正的商人感到满意，足协是抢了自己干不了的活来干，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混乱不堪的联赛

也罢，也罢。俱乐部欠钱，咱球员就不练了！裁判吹得不好，咱俱乐部就不踢了！
不是因为这“中超革命”即将到来，在这中国足球的圈子里，认为自己受了气的只能以乱治乱。

罢训　球员冤屈的体现

现在，消极训练、私底下埋怨，这些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已经不再成为主流。球员大爷们现在爱上了罢训这种环保的方式。
２００３年９月，在甲Ｂ联赛仅仅闯荡了不到一个赛季的哈尔滨兰格队就遭遇了球员集体讨债罢训的尴尬。球员辛苦一年冲上甲级联赛，然后又征战了大半年，得到的却仅仅是两个月的工资，至于冲上甲级的奖金和其他几个月的大部分工资、奖金就全无着落，于是球员被迫“起义”。现在看来，球员罢训的确有他们的理由，而且很充分，但这恰恰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畸形发展，俱乐部经营管理能力的低下，这些罢训球员既是受害者，又是将中国联赛经营混乱搬上舞台的演员。
到了中超元年，球员罢训搞得越来越火爆。深圳健力宝球员、教练集体罢训已经闹得人人皆知，满城风雨。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情况之严重，甚至已经逼得“老实人”朱广沪明确表态要与球员共进退。至于李玮锋等国字号球员在媒体面前公开指责俱乐部，则早已不再让人感到吃惊。俱乐部经营差而导致球员罢训的事件在国内顶级俱乐部当中并非只有深圳一家，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不仅有中国足球界的传统劲旅辽宁俱乐部，也有一直在甲Ａ（中超）、甲Ｂ里上下徘徊的陕西国力俱乐部。
实际上，罢训只能视作球员与联赛经营管理者之间做斗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也的确说明了中国职业联赛的不规范和不成熟。

　　罢赛　中超革命的预兆

１０月２日，北京现代队用罢赛这样的激进方式开创了中国足球的先河。当然，现代队罢赛的动机很单纯，就是因为在球场上遭遇了裁判员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仅仅几天之后，现代队的罢赛就一下子变成了各家中超俱乐部联合“造反”的导火索，这也许是国安俱乐部之前没有想到的。但不论如何，这起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罢赛事件还是震动了中国足球甚至中国体育界的高层。来自体育总局的说法，更是认为这已经是中国足球有史以来影响最恶劣的事件。
但事情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当国安罢赛事件过去仅仅２２天的时候，大连实德和上海国际又在同一天双双闹出了罢赛风波（上海国际队只能说罢赛未遂，在比赛还差１分钟的时候被当值主裁判及时吹响了终场哨声），大连实德更是以中断比赛３５分钟创造了中国足球界的又一项纪录。如果结合目前大连实德俱乐部领头与足协“闹革命”的形势，那么这场实德罢赛则将被视为更具目的性的一次“暴动”，与此前国安罢赛事件的出发点已经不是一个性质。而声称要以罢赛相威胁，达到某些目的的俱乐部也不在少数。
如此频繁的罢赛事件的背后，是风雨欲来的中超革命。

派系　功利足球的极致

严格来讲，所谓的派系之争，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早期并不存在。现在很多人都会怀念早期的甲Ａ联赛的大环境，那时候，每支队伍都在为争夺自己应该拿到的成绩拼尽全力，球迷也会为这样真刀真枪的比赛而感到兴奋。但随着一种所谓的俱乐部之间的关联关系，中国足球，中国顶级联赛就变了味道。
２００２年，中国国内联赛的绝对霸主大连实德俱乐部完成了与四川大河的连横伟业，中国足球界第一次出现了“××系”。派系的好处在出现这种关系的当年就马上体现出来，形成从属关系之后，当年大连实德就完成了第二次三连冠的霸业，而四川大河队则在惊险当中保级成功。自“实德系”产生以来，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冠城）之间一些让人看不懂的比赛，到现在看来，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公平的派系关系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已经让中国足球变得千疮百孔。
另一个更大的派系“健力宝系”在中超诞生之前也应运而生，辽宁俱乐部和上海中远俱乐部在健力宝老板张海注资之后，加入了健力宝的阵营。这个时候，中国的顶级联赛也终于形成了“实德系”和“健力宝系”的公开竞争。今年中超联赛的初期，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在前后三轮比赛当中，辽足输给了山东鲁能，而深圳健力宝则在与鲁能的比赛中大胜而归。事后有内部消息传出，这实际上是健力宝系的一次成功的交易，在并不影响联赛积分的情况下，独自为战的山东鲁能接受了健力宝系的条件：输给深圳，让你从辽足身上再全取３分。当然这种说法缺少事实依据，但从最后的结果和越来越多的内幕消息确实让人看得太明白。
其实中国足协也害怕俱乐部之间形成的这种派系关系会使联赛变得更糟，但整个中国足球已经被烙上了“功利”二字，在这种大环境下阻止所谓的派系对抗，足协做出的种种警告和措施也只能是螳臂当车。

后备　不为人知的交易

有人说，中国足球的青少年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从以往的世界青少年比赛的成绩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但优异的成绩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虚报年龄，基层教练员公然索贿……中国足球的根源也并不干净。
记者曾在采访一支北京乙级球队时跟一些队员聊起过关于青少年培养的话题。在记者眼中，队员们的训练、生活条件让人心酸：住的宿舍阴暗无比，因为付不起高额的正规场地费用而在土场上训练。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一群年轻的小球员们为成为一名能赚大钱的职业球员梦想而努力着。
能够称之为职业球员的，实际上指的是现在中超、中甲的一线队员，统共算下来，能够当上职业球员的绝对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人，而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体校、足校又何止上百？每年成千上万个青少年球员为争夺进入职业球队的梯队所展开的竞争又是何等惨烈？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对一个小球员和他的家庭就意味着不需再花钱训练，而且还能拿到俱乐部发放的训练津贴甚至工资，而一旦从梯队脱颖而出进入一线，那就意味着可以跟俱乐部签合同，拿到更高甚至可以被视为天文数字的收入。
在这样的前提下，基层教练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一个从事过几年基层教练工作的朋友告诉记者，基层教练可以说是每年轰轰烈烈的球员竞争中最大受益者。球员能不能进入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基层教练的推荐起关键的作用，所以很多球员和他们的家庭不惜拿出成千上万元来“孝敬”教练员，以此视为对孩子未来的一种投资。
正是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让中国的年轻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种“利益为上”的熏陶，久而久之，中国足球的根源就这样慢慢烂掉。

超龄　中国足球的秘密

在足球这个圈子里，虚报年龄确实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用一个已经提前退役的球员的话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至少要虚报两岁。”
今年国奥队征战奥运会预选赛期间，当记者跟这个退役球员聊起国奥队中某主力球员的时候，他以一副不屑的表情说：“××？他跟我是一年的，打上一届奥运会都够戗！”必须交代一下，这个退役球员是因为严重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个人资料上他是２６岁，而真实的年龄是２８岁。而奥运会适龄球员应该是２３岁以下，以此推断，这名国奥队的主力队员至少超龄在３－５岁之间。
更改年龄实际上是在球员还处于业余体校、足校训练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基层训练的教练员甚至管理人员倡导的。更改年龄的目的也很明确，各个基层队伍希望能在各级比赛中拿到更好的名次，获得最大的利益。按照人的生理规律，在十几岁的阶段，每相差一年，在生理发育条件上会相差很多，也就是说，在青少年阶段，相差一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就截然不同。
青少年国字号在世界大赛上成绩斐然，但到了成年就变得一无是处。虽然中国职业联赛水平和环境都差，但年龄上的猫腻也是国字号球队的成绩一级比一级差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丑恶横生的联赛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把足球比赛中主教练的精心备战、队员的全力拼搏称为道，那么黑哨、假球、赌球和球场暴力就是足球场上的魔了。
魔很多，群魔乱舞。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状。

黑哨　早已经过了巅峰期

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衡量的话，相比假球和赌球甚至球场暴力，黑哨是所有球场丑行当中最为廉价的形式。当年主动给龚建平送钱的宋卫平早就定下了标准，一场比赛主裁四万，边裁各两万。而这种资金流量小的贿赂行为，也成为中国足球走向黑暗和腐败最初级也是最低级的方式。
龚建平死后，很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而关于足坛黑哨的讨论也又一次热烈起来。一位足球圈里的人士分析说，“龚建平绝对不是被冤枉的，但是为什么有人同情他，惟一的原因就是黑哨抓得太少了，比龚建平更大的黑哨还逍遥法外。”
现在，买通一场比赛的裁判不过八九万元，与假球、赌球的千百万资金相距甚远。而买通黑哨已经不足以或者不能保证赢球同时获取更大的利益。
但更可怕的是，目前已经有裁判加入到赌球的行列，让比赛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假球　输球也有比赛奖金

２００１年底中国足球进行了一次“扫黑”风暴，而同时进行的还有“打假”。
那个时候假球还不是非常多，但是有几场是非常著名的，比如“渝沈之战”，比如甲Ｂ搞出的１１比２。据说渝沈之战后，沈阳海狮俱乐部有数百万的资金不知去向，数百万的资金够买一个赛季的裁判了，但海狮俱乐部却用在了一场比赛中。于是就有了海狮队终场前的进球，就有了符宾夸张而且无效的扑救。
到今天，假球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１０年前甲Ａ元年，辽宁队在主场打了四川队一个６比３，精彩纷呈，荡气回肠，黎兵的３个进球至今让人难忘。而就在几天前，四川队在中超比赛里终于还给辽宁队一个６比３，当四川队的球员兴高采烈准备迎来第二天的假期时，教练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这场球是怎么赢的啊？”
数年前的渝沈之战，重庆队外援保罗怒摔球衣的一幕依然清晰，职业精神远强于中国球员的外援眼里是不揉沙子的，保罗因此离开了中国。而在很多场假球当中，搅局的仍然是外援。今年实德队与同系兄弟冠城队的第一场交锋中，摆明要让实德队拿３分的冠城队根本没有进攻，这使队中的巴西外援丹尼尔愤怒异常，他一个人跑上跑下，拼尽全力，但是自己的传球没人接应，跑到了好位置又没人给传球，急得他团团转。但这种积极的表现非但没有得到队友的支持和俱乐部的表扬，反而遭到了大家的嘲笑。
虽然假球和黑哨可以说得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一是假球动用的资金多，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２００３年实德队舍冠军保冠城队进中超的时候，一场比赛的胜负就关系到了实德集团一年几千万的投资啊。二是假球使比赛完全被控制的成功率高，双方球员都事先知道比赛的结果是什么了，再踢起来就容易得多。据说做假球交易的时候，买球的一方不但要给卖方俱乐部钱，还要给卖方的球员发比赛奖金。早两年，一支东北的球队经济拮据，赢球了队员也拿不到奖金，但是在一场失败之后，这个队的每一名球员却同时发现，自己的工资卡里多了一笔数额不小的人民币。

赌球　已成联赛头号毒瘤

中国足坛的泰斗级人物年维泗，可能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赌球的人。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时任国家队主帅的年指导带队去马来西亚比赛，赛前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声称中国队中的５名球员已经被当地赌博公司收买了。年指导当时心里有数，确实有人以５万人民币的价格，要求中国队将一场实力差距悬殊的比赛以平局的方式拖入加时，但队员们都已经向教练组汇报了，“我的队员决不会拿那个黑钱，而比赛的结果也是中国队大胜。”年指导回忆说。
但是仅仅２０年的工夫，赌球就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头号毒瘤。
球员赌球，没有人会赌本队赢。道理很简单，踢球的都想自己队赢，但不是每场都能赢得了，所以要想靠赌球挣钱，队员都会赌本方输球或者平球。一般队员都是先被地下庄家收买，再根据盘口自己买球，这样一旦成功，就可以有很大的收益，赌一场球的收入就超过一年的比赛奖金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但凡踢过球的人都知道，足球比赛想赢难，想输还不是很简单吗？
今年，南方某队主教练赛前和自己的主力门将谈话，“你有没有赢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门将想想，面露难色，“×指导，咱们非得赢吗？平不行吗？”比赛结束，两队果然以３比３战平，该门将贡献了两次低级失误，从此被打入冷宫。但是随着主教练易人，这位门将又重新回到了主力位置。
上面的例子是主教练不知道球员赌球的，也有教练心里清楚的。今年某支有夺冠希望的球队在一场比赛之前，主教练训话，“我知道队里有赌球的，但这场比赛谁都别想给我放，３分必须拿到。”一听这话，队员立刻紧张起来，但主教练随后的话又让队员长出了一口气，“想放，我以后给你们机会放。”果然，在一场胜利之后，该队接着就与一支弱旅战平。
更有甚者，不但教练和队员一起参与赌球，还有俱乐部也一并加入的。前年联赛，一支弱队连球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但赌博公司却连连给该队的比赛开盘。总经理一看，要解决球队的资金问题，只好铤而走险，去挣赌博公司的钱了。一场比赛之前，赌博公司开出的盘口显示，该队可能要在客场输４个球。于是，该俱乐部总经理就借了几百万投进去，就押本队会输４个球。结果上半时的比赛，该队就以１比５落后，提前完成了放球的任务，中场休息时，总经理拍着门将的肩膀说，“表现不错，下半时看形势可以再漏一两个，这场比赛打完，咱们就发工资。”据称，靠押本队大败，该俱乐部一下子就从赌博公司那里挣了几百万，一举补发了球员数月的工资，但从此赌博公司再也不敢给这个队的比赛开盘了。

暴力　比赛变成武林盛会

中国职业联赛以来较早的球场暴力，恐怕就是郝海东在１９９４年联赛中和广东宏远的外援打架，被停赛半年这件事了。
而最近几年，球场暴力已经从球员之间的互殴，发展成球员打裁判、球迷打裁判、体育场工作人员打裁判、总经理打裁判、两方球迷打群架，甚至出现一方主教练追打对方球员的场面。
如果暂时抛开天津球迷在去年和今年先后两次对执法比赛的裁判进行了侵害（一次是球迷冲进场内扇了主裁两个耳光，一次是上轮联赛以杂物打破了边裁的脑袋，最后缝了３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向来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上海球队竟然成了球场暴力的主角。在采访联赛的过程中，记者本人就在上海亲历了两次裁判被打事件。一次是１９９９年的张宝华，国安队在最后时刻战平申花让这位裁判挨了申花俱乐部工作人员的打，另一次是今年执法现代与中远一战的王学庆，由于判给客队一个点球，主裁被中远俱乐部的一个球迷领袖追打，但是和上海德比战中的暴力场面相比，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久前上海德比战的混乱可以这样形容，先是中场休息时中远的总经理王国林挥拳打中了前金哨陆俊，之后，比赛结束前申花的前国脚肖战波故意用球踢倒了中远的希望之星于海，于是中远的主教练成耀东率队员追打肖战波，中远队替补武明占得先机，在身后踹中了肖战波的屁股，而中远队替补陆炜也加入战团，并占到了便宜。于是在中国足协开出的罚单中，两队总计６人遭到处罚，被处罚金１８万元。这场上海德比可称得上是中国足坛角色最全、阵容最强大、情节最丰富的暴力演出了。
由于具备不可预知性这样一个最鲜明的特征，球场暴力在中国足坛各种丑恶现象构成的群魔乱舞中，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怪象种种 这是个严重扭曲的联赛

一场愈演愈烈的诚信危机迅速攻陷了如今的中国足球，猜忌、冷酷、躁动如同１８世纪的瘟疫一样在球场内外肆意横行、无可匹敌。身陷其中，人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温度，人们的心态最终变得扭曲。

裁判扭曲　不收钱才是不正常

每个裁判都是坏人吗？为什么不找些好人来当裁判？或者是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吗？似乎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人们惟一听人讲过的，就是那个被判了刑并已离去的裁判。
在甲Ａ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所有的裁判都成为人们怀疑的目标。难以想象啊，３６５行其中一行的人们都被染上了黑色，何其壮观的景象。
众人皆醉的时候，真的会有人清醒着吗？会有人敢清醒着吗？当“收钱”成为一种传统，当“黑哨”成为一种职业，会有人在钞票面前站出来大声说道：“我是好人，我不要”吗？他会遭遇怎样的待遇？被足协或球迷认作英雄？被同行视为异类？或是变成狂人日记中的疯子？
像鸡与蛋的谜一样，究竟是裁判先伸出了手还是俱乐部先给了钱我们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是龚建平第一次收钱时心里会忐忑不安，他的心里会咚咚直跳，他的手心会冒出冷汗，结果是龚建平最终屈服了，他心怀不安地屈服了。可究竟是什么让他屈服？仅仅是眼前的那叠钞票？
“现在的比赛没法吹了。”一位裁判在被袭击之后说。即使是没有挨打、没有收黑钱，在场内、还有场外无数双怀疑和敌视的目光注视下，裁判们的哨音仍会那么坚定、有力、那么底气十足吗？

　　球迷扭曲　不喊加油喊假球

每场联赛都是假球吗？每个裁判都是黑哨吗？为什么在中国每场比赛的场边，都会有无数个声音在高喊着“假球”和“黑哨”？为什么他们的愤怒如此执著？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坚定的信念：我看到的全部是欺骗。
今年亚洲杯的决赛前，球迷们甚至为是否应该替中国队加油争论不休。国际赛场上，有谁会希望自己国家的球队失利吗？但真的会有中国球迷为中国队夺冠忧心忡忡：中国队夺冠了，那些场上的“大爷们”不得牛得找不着北啊？这些款爷现在已经就够牛的了。而如果中国队夺冠了，中国足协的那些领导们不是又有了一项政绩啊？你看他们都把中国足球管成什么样了？论坛里球迷们争论不休。而在中日决赛现场的观众席上，数万名为中国队声嘶力竭地呐喊着的球迷中，又有多少人是带着又恨又爱的心态去看比赛的呢？这就是中国球迷的可悲之处。
在世界足坛上，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的足球场边有更多的高喊着“假球”的声音。当真正的假球与黑哨四处泛滥的时候，球迷们只能将被欺骗当作一种惯性，他们在渴望胜利的同时，心里也同样在寻找着场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假球与黑哨的证据，被扭曲的心态中，即使是胜利的喜悦也被打了折扣。

俱乐部扭曲　不满咱就打裁判

当自己的球队遭遇了裁判的错判，俱乐部的老总会有什么反应？是坐在看台上微微一笑？是在赛后向足协上诉？还是在休息室里痛殴裁判？或者干脆冲进场内追打裁判？一个平时穿着西装、言谈得体的人，是什么让他有决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与裁判放手一搏？
裁判为什么会判错？这实在是个很蠢的问题。是人就会犯错误，可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那些错判都是无意的。每个俱乐部的老总在面对裁判的错判时，都很难微笑着摇头作罢。他会猜想这场比赛的对手是不是又做了什么手脚，特别是在客场，如果这种错判出现了数次而且最终导致了输球，那么这个裁判就肯定是有问题了。现在的中国足球，打裁判已不再是球员、教练、球迷的专利了，最近刚刚有上海某队、还有沈阳某队的老总打了人。现在，中国的俱乐部的老总们也开始习惯打裁判了。
一个球员为什么会发挥失常？这实在也是个很蠢的问题。是球员就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但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种失常是难以预料的了。一个俱乐部总经理说他原来根本就不知道“盘口”是个什么东西，可现在他是行家了，他每场比赛前都会研究研究。现在俱乐部在处理问题时都有一种前提，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他们球队的队长。某个主力队员一下子就从主力阵容中消失了，这种情况似乎很正常，不需要有什么三堂会审，也不需要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
球员扭曲　踢球挣钱赌球更挣钱

俱乐部给你的一百万薪水够多吗？你还会为另一百万而拿着自己的前途和人格去赌博一次吗？这并不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选择题，这只是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大或小的判断题。踌躇满志的赌徒心理，让太多年轻的人彻底丧失了职业道德，甚至人格。而这个机会却是中国足球提供的。
每个球员都知道赌球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饭碗，可这些人还是如此地“奋不顾身”，像是飞蛾扑火。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前捞到足够多的钞票，这些球员们的想法与许多贪官污吏们不谋而合。他们不管中国足球会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眼中只有现在，只有钱。
当有人听到太多有关假球、赌球的故事，当他知道了某位故事的主角在大赚了一笔后仍在中国足坛中混得很好时，他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他实在找不到一个理由可以阻止他也去做相同的一件事。中国球员的道德抵抗力是如此的低下，这也许并不难以理解。中国的球员有几个没有给教练送过礼、塞过钱？他们甚至从小就在父母的带领下到教练的家里“走关系”，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换来更好的照顾以及更多的上场机会，就这样，中国球员的价值观从小被扭曲。
从小时逐渐养成的扭曲的价值观，到长大后身陷黑色的大染房，这样的遭遇恐怕谁都难逃利益的诱惑。人家说时势造英雄，可如今，在中国的足球圈子里，时势造出的却是一个个被扭曲了的罪犯。

媒体扭曲　偷新闻买新闻编新闻

“买断”让足球新闻也变得充满铜臭，足协新闻的不透明让假新闻层出不穷。新闻中随处可见的“某官员”、“记者从足协内部得知”，诸如此类，中国的足球新闻是受人关注的，可是与中国的职业联赛一样，中国的足球新闻也是一样的混乱、扭曲。
中国足协其实有一位新闻官——董华，但是记者在他那里基本得不到新闻。中国足协偶尔也会对外公布一些事情，但那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必要或是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结果很可悲，为了能混口饭吃，足记们挖空心思去偷、去买，甚至是去编。举个例子，仅仅是一场国足的热身赛，媒体往往就会有数个版本，记者们打着“某官员透露”之类的幌子陈述着各自的小道消息，媒体的威严荡然无存。
总有能搞到新闻的记者与媒体，但要得到这些新闻却要付出代价。新闻似乎是不可以买断的吧，但球员可以买断吗？花钱去买断球员接受采访的权利，这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创新吧。而那些对别的记者闭口不谈，却肯对某些记者夸夸其谈的“某官员”，他究竟是如何做出对谁说不对谁说的选择呢？一个病着的机构管着一个病着的联赛，导致了一群病着的媒体，这就是中国足球新闻的现状。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原因解析 主要原因就在足协无能

从１９９３年足球这个项目率先进行改革以来，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足协上下这些年一直都在不择手段、孜孜以求地争取国际大赛上的好成绩，国内联赛的好效果。但是十年后的结算是，国际大赛屡屡失利，国内联赛濒临崩盘——结果奇差。
这应了初衷好，未必结果好的老话。可对于我们的足协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糟糕的结果呢？

规则漏洞百出

　　戴大洪先生曾经说过，足协在制定规则时，往往就是那么两个人点灯熬夜干个一晚上弄出来的。少有集体的智慧，少有所有参与者的意见，也少有实施可行性的论证。这样的规则出来就正式颁布，然后就是漏洞频出、百受诟病。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末代甲Ａ比赛中，按照足协上赛季名次与最后这个赛季积分相加的规则，出现了最后一轮重庆力帆队只有大比分输给青岛贝莱特队才有可能进中超的滑稽情形。
而最近出现的现代队罢赛，在足协纪律处罚规则中竟然找不到“罢赛”这个名词。但是“罢赛”早就在中国排球赛场上出现过，在甲Ａ中流产的“罢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今足协只能在没有明确依据的情况下，讨论对国安俱乐部进行处罚。而类似这样的规则疏漏俯拾即是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大到规则小到抽签办法。大家记忆犹新的还有，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乙级联赛上抽签出现的“６”、“９”不分的可笑争议。
即使有了规则，中国足协也经常不公平地使用，比如去年底对中超资格的审核，长春亚泰一直指责辽宁俱乐部有问题，足协则一再袒护，最终让辽足进了中超。但是今年９月份足协出台一个罚单，明确了辽足进中超违规，但是并没有取消辽足的中超资格，用《北京青年报》当天该新闻的标题来说就是“足协扇了自己一个嘴巴”。２００１年足协认定甲Ｂ的三场比赛为消极比赛，对５支球队进行处罚，按说性质一样，处罚应该区别不大，但是只有四川绵阳这个没有背景的球队被降为乙级队，其他四支球队都是被罚款了事。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当时愤然喊出的“杀无赦，斩立决”这时不成了儿戏吗？
足协对于这个项目专业的不尊重、不科学对待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足协裁委会这个最需要专业人员领导的部门，主任竟然是不懂足球的副主席薛立。想象一下，在需要她拍板决定的时候，她凭什么拍板呢，难道是委员们的声音大小吗？
这种规则的漏洞百出，以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怎能树立权威并有公信力呢？

　　体测荒谬绝伦

由足协来管职业球员的训练，这也是我们的发明。效果如何呢？拿受到诟病最多、最终停止的体能测试来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些年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国际比赛，我们并没有从中受益，反而明显的后遗症却显露了出来。
彭伟国、高峰、邓乐军这些技术型球员都是不堪体能测试而离开足坛的。而现在我们的联赛还有多少技战术含量？还有多少观赏性？球场上充斥着大多是没有头脑的工兵球员。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看国内联赛，看国足比赛，除了因为地域的亲疏和国家荣誉感外，已经拿不出去赛场欣赏、享受比赛内容这个原因了。这不能不说是体能测试的一个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在争议中沿用了将近十年，影响了几代年轻球员的成长，好笑的是，今年参加亚青赛的国青队都被足协官员自己斥为“糙哥”。
我们不怕犯错误，怕的是错误一犯再犯。对于练足球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有几个十年可以耽误？对于看足球的我们来说，有几个十年可以等待？

轻纵假球黑哨

今天轰轰烈烈的中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无疑假球黑哨是腐蚀中超的一个原因。而足协在一年前本来是有机会对此进行严打震慑的。可惜，他们放过去了。
２００２年的反黑风暴，最后以龚建平被判刑收尾，但是大家都不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收场，因为龚并不是“首恶”。
足协以治病救人为由放过了其他所有黑哨。而特别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２００３年１月３１日，也就是人们忙于准备春节的前夕，足协出台了对６个行贿中间人和山东鲁能、上海申花、大连实德等行贿俱乐部实施１０万元到８０万元不等罚款的处罚。这些俱乐部曾经通过行贿百万金钱让自己留在甲Ａ，而足协通过所谓的罚款而不是法律手段对他们进行处罚，而且还让他们留在甲Ａ，其性质和行贿留在甲Ａ几乎没有区别，这样的处罚有什么震慑力？它让人能够理解的一句潜台词就是：钱，可以摆平一切！

财务经营不透明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日本职业联赛有一个区别是，我们的管理机关还把持着主要的经营权。
中国的俱乐部巨额的投入靠自己狭窄的经营领域难以为继，而掌握着主要经营权的足协却没有起到应有的经营主心骨的作用。去年，足协给予俱乐部的场地广告回报是区区的２００万元人民币。
而最令俱乐部不满的是，把握着财权的足协的财务根本就不透明。回馈给俱乐部的资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任何依据。而且每年联赛处罚得来的大笔资金作何用处也没有明晰。像去年仅罚中间人和行贿俱乐部，足协就应收到４３０万元的罚款，这些罚款用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知道。足协泛泛地说，每年留用资金主要是用来各级国家队的建设，以及女足青少年的培养。但是谁都知道，国青队偶尔出访一次资金使用都是捉襟见肘，今年甚至出现了打进土伦杯四强的国青队，已经没有回家的费用了。
所以，最近实德老总徐明要求足协公开职业联赛以来的账目，就是想看看俱乐部辛苦为足协挣来的钱，到底都用到哪儿去了。

政绩乏善可陈

不能否认，足协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取得令国人欢欣鼓舞的成绩，甚至不惜牺牲国内联赛的利益，不惜抽走对女足和青少年的投入资金。但是最终的效果却非常令人失望。
也许我们用横向比较的方式看得更清楚一些。仅比中国早一年实行足球职业化的日本（１９９３年），在最近１０年里拿到两届亚洲杯冠军，三次奥运会出线权，两次世界杯出线权（包括作为东道主直接进入的２００２年），一项亚洲俱乐部冠军杯冠军，三项亚洲俱乐部优胜者杯冠军，两项亚洲超级杯冠军，一项世青赛亚军。而中国，与之对应的只获得一次世界杯出线权，一项亚青赛冠军（２００４年Ｕ１７亚青赛）。
１９９３年以前，中国足球的水平基本上是压制日本足球的，那时候几十位中国球员成为日本联赛的外援就是例证。
但是，十年的变迁让人感觉这就是现代版的龟兔赛跑。有些尴尬的是，我们必须要添加一些新内容了：当中国足球这个兔子醒来时，发觉自己的背上长出了硬壳壳，而远方冲向终点的那只日本龟，头上明显地甩着两只大耳朵……

选帅任意作为

今年足协在两个重要政绩工作上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国足世界杯出线机会微乎其微，女足奥运会上被德国队８比０羞辱。
在探讨其原因时，大家自然会想到男女足主帅遴选的合理性。对于聘用哈恩，我们可以引用当年一位国内教练的质疑：“听说哈恩现在辞去了德国丙级队的职务，我都不知道足协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人来当主教练？要说像特鲁西埃、希丁克或者是范哈内亨，我们还多少知道怎么回事，前两人好歹也带队打过世界杯，成绩放在那里呢。”
这次选帅令人玩味的是，当时中国足协的选帅组长是在野教练金志扬，而不是小组成员、搞足球出身的领导、足协副主席南勇。拍板的是在足协没有职位的人，这样做的理由只能是，可以在最终成绩不如意时推脱责任。
而张海涛执掌女足帅印也是难以服众。没有带过女足，没有带过成年队，没有参加过世界性大赛（他踢球期间也没有这样的经历）。足协拿这位年轻主帅做赌注的结果是，中国足球的旗帜——铿锵玫瑰在雅典奥运会上一败涂地！
对于自己最看重的工作都是如此草率，谁能指望靠这种工作作风和态度，他们能搞好足球这个亿万中国人喜爱并且参与的大项目？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原因解析 俱乐部自身也难辞其咎

当俱乐部老总们慷慨陈辞中国足球弊端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习惯按市场规律办事，缺乏自我造血功能，总是习惯用旁门左道达到目的……直到今天，他们才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在泥塘里越陷越深。

过于依赖政府支持

由于职业联赛刚开始，搞俱乐部的企业寻求当地政府支持成了大家惊人一致的行动，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企业的老板们才有了搞足球最原始的冲动。政府的支持当然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货真价实的好处，比如减免税、对球队的奖励等。个别企业甚至利用足球俱乐部的减免税政策来洗钱。
几年前，不少城市的市长因此成了足球市长。因为政府对足球俱乐部的强力支持，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投入到足球中来，所以在当时，足球热成了中国一道奇特的景观。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地区一度拥有过四支甲Ａ球队和两支甲Ｂ球队。但如此壮观的景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广东当时的６家甲级俱乐部现在只剩下一个深圳健力宝在苦苦支撑，而现在正向他们历史上的首个联赛冠军发起最有力冲刺的时候，健力宝集团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决定，那就是将俱乐部转让。
广东职业俱乐部的先后消失，起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意识到想再从政府那里获得优惠政策的好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继续搞俱乐部将血本无归，所以很快他们就做出了清仓大甩卖的举动。广东政府部门对待搞足球俱乐部企业态度上的转变很坚决，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给那些优惠政策，那么对别的企业就很不公平。但是内地的大多数地方的政府显然要滞后几年。所以近年来，和广东一样，当政府足球的华丽外壳不再存在的时候，所谓的职业足球联赛只能面临休克状了。
不可否认，在职业联赛的最初阶段，政府的一定支持是需要的，但一味指望政府的支持很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

　　旁门左道操控比赛

给裁判钱，用以左右比赛的结果，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能够称得上秘密的也就是证据而已。有俱乐部的领导甚至表示，没有哪家俱乐部不给裁判送钱，而有意思的是，俱乐部一边给裁判送钱，一边又在说裁判是黑哨，典型的闹剧。去年中国足协称，在近几年全国足球联赛中，有的俱乐部采用不同方式和手段给裁判员送钱，以牟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决定对相关送钱责任人处罚的同时，对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绿城俱乐部给予罚款８０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给予５０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足球俱乐部给予３０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而就算是这样，谁敢拍着胸脯说，现在给裁判送钱的事情已经没有了。
此外，事先商定比赛结果也成了俱乐部交易的重要手段，实德系和健力宝系的形成，使得默契球更为普遍，这样使得比赛结果习惯性被操纵。

肆意哄抬球员身价

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优势，俱乐部之间的恶性竞争一开始就在一个无序状况下进行，俱乐部不惜用重金挖其他俱乐部的球员，这样使得球员的身价节节攀升，很快就高得离谱，现在国内球员最高身价已经以千万元来计算。本报去年曾为此做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后发现，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收入与工薪阶层收入相差１３０倍，这样的差距创造了世界之最。不久前，一位球员还在私底下跟记者炫耀当年转会时拿数十万签字费的光辉岁月。
事实上，一些俱乐部管理人员、教练从球员经纪人那里收黑钱同样直接导致了球员的身价飙升。经纪人将外援弄到中国来试训一度成为昆明海埂的一大风景，但是很奇怪的是，尽管外援身价越来越高，但经纪人的抱怨越来越多，很多人抱怨足球经纪人没法做了，刚开始记者想问其中原因，经纪人通常不愿意说，但后来也许实在忍无可忍，终于道出是俱乐部管理人员和教练从转会中要得太多。有个例子比较典型：有一年冬训，几位经纪人给一家俱乐部送去１０来个外援去试训，结果表现最差的外援留下了，因为差外援的经纪人给的回扣多。而差外援以后更有理由更换，这样又多了赚钱的机会。俱乐部的不少钱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流失的。这样一来，俱乐部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
刻意抹杀球员个性

记者几年前采访一个已经做上父亲的球员，问他一周有多长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只有周一的时候回家呆上半天，而他居然说已经习惯了。现在各俱乐部虽然对老队员已经越来越宽容，但俱乐部习惯性做球员父母的姿态似乎并没有改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集训制。
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来，集训制将使得球员对足球产生厌恶感，因为作为球员需要像正常人一样健康地生活。但是俱乐部似乎有他们的道理，那就是球员的自律性太差，他们很难管得住自己，这也就成了像父母一样管球员的理由。
事实上，球员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教练的严加管教下成长，以至于很难有自己的个性。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位中超梯队的球员在训练的时候见到一位很多年没见过的小学女同学，他与这位女同学聊了一会，结果当天晚上，教练组织所有球员对他进行了批评。几天之后，这位球员又因为看爱情小说，被教练当场将书撕了，教练教育他说：“你有时间还不多琢磨一点足球，看这种破书干什么。”在这种环境下，指望球员能有什么创造力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更多只是靠身体拼抢的球员在球场上乱跑。
如果搞走训制，肯定将有些球员会因为不自律而被淘汰，但从长远来看，让球员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必须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球员健康成长，这样球队才有活力。

球员成长环境畸形

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说：“如果球队成绩不好，那是教练的问题，因为他没教好；如果教练没能力，那是领导的错，因为他们没选好教练。”言外之意，就算球员有错，也不应该由球员来承担责任。
回到足球上，我们很容易发现，球员们基本上都是在畸形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亲历了太多的黑暗，所以他们很容易在走上职业足球道路时，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对金钱的贪婪。
比如，前健力宝青年队球员实际上是各种利益争夺的牺牲品，很多人都认为，如果６年前他们能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在巴西学到的对足球的理解将影响很多足球从业人员，但是各俱乐部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瓜分了前健力宝青年队。而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球队被瓜分的那些球员对于利益似乎有了更多的理解。
往更远一点说，事实上，球员们成长从来就是金钱铺就的路。在职业联赛最红火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北京搞起了３００多家业余俱乐部，因为太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球星。可目前真正能正常运行的俱乐部只剩下十几家了，因为家长们很快就发现，就算自己的孩子很有天赋，光是让孩子在球场上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得给教练送钱才有机会走上职业球员之路。记者亲眼见到一家俱乐部梯队的教练给一名小球员的家长打电话，让他帮买几张火车票，很显然火车票的钱是不会给家长的，要不他完全可以让俱乐部买票。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这名小球员还没到球队报到。发生的这一切，小球员心理都非常清楚，而一旦他成为职业球员，指望他有什么更高的境界，对他也要求太高了。所以俱乐部只能用高额奖金来刺激球员赢得关键性比赛。所以说要想提高球员的素质，首先必须让球员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
由于以上原因，俱乐部的形象在公众当中自然很差，在经营上自然难以开展。在国外，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自门票和电视转播，而我们的俱乐部只能利用冠名来获得一定的收益，球场看台经常需要用赠票来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老板叫苦不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中国足球黑皮书之何去何从 中国足球必须推倒重来

未老先衰的中国足球，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是不是一定要在全天下的嘲笑之中郁郁而终？
要是在若干天前，人们定会说死了好，一了百了，天下太平。但现在，善良的人们又会觉得，它兴许是有出路的。
一切的希望都在于彻底改革！

１０月１７日，希望之火在大连点燃。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用１３个文件、９项实质性内容为中国足球提出了正式的革命方案，建议成立全新的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引起足坛剧烈震动。之后，中超委员召开会议就几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与足协官员进行了沟通。为了不至于被动，中超投资人联席会也在香河举行，第一天全体代表就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明晰权益、权利主体并使之归位，明确并强化职能分工，各尽其责，建立更加符合竞技体育职业联赛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联赛管理机制和产业经营模式。”
就中国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足球领域的改革必将取得成功，只是我们希望这个时间来得更早一些。

　　徐明为何爆发——经济才是主要动力

徐明终于在今年爆发了。
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什么事情都出过，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让人热血沸腾。
徐明承认，即使没有国安罢赛事件，他迟早也要爆发，而想要爆发的也并非只有他徐明一人，只不过这位中国富豪榜上几乎是最年轻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这个时候充分展现了他的魄力和领导力。
三十刚出头的徐明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足球产业经营管理的ＭＢＡ学位，实德俱乐部聘请的副总经理也是一位在利物浦大学获得足球产业ＭＢＡ的中国人。在中国足球产业高层管理人士中，徐明可以说是最肯学、最能干的一个，因此这次革命由徐明带头发起也是在情理之中。
足球是一项能够赚钱的产业，这在全世界都被证明了，这也是徐明投资足球的原因。但是这钱显然并不是那么好赚，难道足协的人、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会比各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们更懂得经营之道吗？显然不可能，但是足协却硬要抓着中超联赛的经营权与管理权不放，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公开招标就把中超联赛的商务开发交给福特宝这样一个既没经验又没能力的公司去经营。而无论是足协还是福特宝公司，抓着经营大权却并没有聘请专业的经营公司去经营、推广和开发中超联赛，只是凭着自己的一点了解和本能去做事，导致联赛的影响没有扩大，也没有增加联赛的附加值，而且联赛本身也没有经营好。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管理者也没有很好地行使其管理者的责任，导致俱乐部、媒体、球迷都抱怨纷纷。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明寻找机会带头要求中国足协交出联赛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就不难理解了。

足协办事拖沓——已成改革首要阻力

困难当然会有的，这些都必然被时代所抛弃。
要说中国足球改革同中国经济改革比起来，盘子要小得多，但困难也不少，中国经济改革尽管遭遇不少困难，但依然向着现代化、市场化的方向大步迈进，而中国足球产业隶属于中国经济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改革同样会向着现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这种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阻力问题、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足球产业的这轮改革大潮中，中国足协是最大的阻力，因为改革者要从中国足协手中夺权，要中国足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而且中国足协这个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又是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管理者，他们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包括制定一些管理条例和对一些违反管理条例的俱乐部和个人进行处罚。
尽管中国足协在拿到徐明的改革提案之后就允诺要公开财务，可以进行改革，但要从长计议，就像１８日的中超委员会上，郎效农拿出一张打印好的相关法规条文就说：“按照中超的章程，如果要提出议案供大家讨论，那么必须提前１５天把这个议案送上来。既然章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修改，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遵守。”一句话就把事情往后推了半个月，财务公开之事更是一推就是半年。阎世铎则打出一句“依法办事，深化改革”的官腔。

进步无法阻拦——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顺民者昌，逆民者亡。
不管是亚洲杯的开幕式，还是中超委员会的会场，足协官员所到之处，总能听到球迷的嘘声和谩骂。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的不和已经摆到了世人面前，足协与媒体和球迷之间的不和则是多年来的“光荣传统”。一场关于中国足球体制和联赛体制的改革，必将从足协自身的改革开始。
实际上，在大部分中超老总联合发动革命的形势下，中国足协意识到硬碰硬地拒绝是不可能让事情结束的，而且只能激发更大的革命浪潮，于是就采取了“一切都可以谈”的态度先将事态缓和，然后“革命”就变成了“改良”，就像去年的甲Ａ变成了今年的中超一样，行改革之名，却无改革之实，换汤不换药。再加上足协惯用的“拖、推、躲”战术，试图将一场改革风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个形式，大家继续玩下去。
在支持改革的俱乐部老总们的顽强努力之下，一个又一个向前冲的重要文件逼得足协不得不召集所有的副主席进京联合商量对策。而事情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足球的领域，而成为一个焦点的社会问题。这种态势已经不是足协能压得住的。
鉴于足协的态度，中国足球的改革显然不可能大刀阔斧立竿见影地去实施了，只能是在与足协的软钉子的对抗中缓缓前进，这也是有特色的足球改革。但有徐明这样精明的商人带头，相信这场改革必然会进行到底，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

改革成功之后——什么叫做理想状态

改革的前提就是足协放权。在足球领域里，实现政企分开。
中超投资人联席会上形成的意见认为：“进行职业足球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的改革，绝不意味着对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削弱，恰恰相反，是为了强化行业管理并提高监管的效率。”放权后的中国足协可以专心地管理联赛出现的违纪和其他问题。
此外，改革成功后，中国足协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好地完成各级国家队建设、全国青少年球员的培养、足球运动的普及、业余联赛的管理和足球科研水平的提高等自身职能工作上。这些基础性工作与联赛一样，都可以决定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水平。
中国未来的顶级足球联赛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先看看英超和ＮＢＡ。我们要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经营机制。未来的联赛将由一个公司性质的实体（有可能就是徐明提出来的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来操作。届时，联赛的产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都将归还各参与俱乐部，对职业联赛进行集体决策和经营管理。
各俱乐部将更加纯粹，为了自己足球市场的发展而努力经营。而如果整个联赛不好，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共同蒙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