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05

大学英语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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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措施,从三个方面做了说明。第一,改革考试的积分,从原来的百分制记分改为710分的记分体制;并且不发合格证书,只发成绩单。第二,改革考试的内容,使其不超出教学的范围。第三,改革考试的管理,从严控制考试作弊现象。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早已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上最惹公众非议的热点之一。它还扩大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究竟要不要费那个劲去学英语。教育部隆重其事推出改革方案,显然表明兹事体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不过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来看,仍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请教。

  首先,大学里的英语教学、考试乃至这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何一项严肃的政策和公共项目,必须陈述目标。教育部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否则会让人觉得它的工作没有目标或目标可疑。如果假定,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那么需要追问,提高这个水平干什么?为了出国进修,与洋人交流吗?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考托福或雅思?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于出国没有很大帮助,这是大学生公认的。如果把目标陈述修正一下,大学的英语教学是以更适合中国人特点的方式学习英语,那牵扯出来的问题更多,至少要问,原来的教学和考试方式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不需要改革)。
  换句话说,目标陈述一定要以评估作基础。中国大学里的英语教学质量如何,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多少年来,每年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参加四、六级考试,其中的得失利弊如何,难道教育部不应该首先对公众、特别是对大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份像样的评估报告吗?
  其次,教育部反复声称,英语四级合格证书与大学本科学位证书挂钩是各大学的政策,教育部不便干涉。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怎么教育部在事关管理权的问题上如此谦让?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由于英语四级合格与否关系到是否能够大学毕业,进而关系到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愈益困难的环境下,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的作弊之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这个背景下看教育部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它急急如律令,首先忙于撇清自己的责任。中国学生的作弊意识和作弊能力已经是世界闻名,但是这一切,责任在学生道德低下,责任在高校的管理不严,责任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功利和不理性。责任一撇清,事情就好办。“加强领导”、“加强管理”、“进一步改革”等等,这是在现行体制下永远使不厌的十八般兵器。
  最后,关于改变考试的记分方法,只发成绩单、取消合格证等措施,单独来看,是借鉴了国外经验的合理做法,有科学性也有积极意义。但是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不能不讨论。目前在大学里,所有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花两年时间完成公共英语课程。现在的大学学制是4年,一个学生在头一年至两年的时间里必须将大量时间用于公共英语。能不能将公共英语压缩甚至取消呢?不能,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四级合格证与毕业证挂钩。现在如果两者脱钩了,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将有“自主权”,可以不把公共英语列为所有人非上不可的必修课呢?是不是意味着学生也有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上不上英语课,考不考那个四、六级呢?
  大学里的公共英语教育,长期遭人诟病。四、六级考试在“作弊文化”氛围下,正在失去其严肃性。回顾过去的历史,越是把英语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越是刺激防不胜防的作弊弄巧,这真是中国国情下的怪圈和悖论。由于教育是官办的,英语考核也是官方组织的,所以,这只能看作是管理学上所讲的“政府失败”,这不是技术层面上所谓增加一点科学性就能够解决的。
  依我之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当然是要加强英语教学的。但是不应当靠行政强制。公共英语课应当逐渐淡化为选修课,根据必要与可能,将英语的能力培养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糅合在一起。需要学术上继续深造的,有志于出国的,去哪个国家,考哪个国家的语言好了,毕竟人家才是正宗。因此,四、六级考试大可不必,至少要逐渐淡化,而不是强化。至于那些在主客观条件考虑上,没有特殊语言需要的学生,就应当把时间和自由还给他们,何苦逼人千军万马搞那种无用英语,哑巴英语、中国式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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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歌曲推介:古巨基《劲歌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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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巨基《劲歌金曲》
  古巨基在香港年度各大乐坛颁奖典礼中囊括不少大奖,更一人在《叱吒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中勇夺“我最喜爱男歌手”及“叱吒乐坛男歌手”金奖,又凭“爱与诚”蝉联“我最喜爱的歌曲”。古巨基将于2005年3月7至9日举行首个个唱《古巨基劲歌金曲演唱会》,现正推出新碟《劲歌金曲 (新曲+精选)》。
  继上两张唱片大玩漫画及电玩游戏后,今回向在他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经典金曲及巨星致敬,当中包括已故的梅艳芳、陈百强及张国荣,还有王菲、张学友、郭富城及黎明等巨星的名曲,将39首金曲变成一首medley“劲歌新曲”。

  Medley:劲歌金曲

  第一章: 天大的爱
  爱你/爱是永恒/我的骄傲/爱是最大权利/恋爱大过天

  第二章: 讲情
  Shall We Talk/哪有一天不想你/越吻越伤心/我说过要你快乐/假如让我说下去/情深说话未曾讲

  第三章: 日月星辰风雨潮
  太阳星辰/爱如潮水/蓝雨/爱如潮水/风继续吹/让一切随风/如风/约定

  第四章: 两个人
  现代爱情故事/相爱很难/谁令你心痴/相逢何必曾相识/教我如何不爱她/温柔的你

  第五章: 浪情歌
  谁明浪子心/友情岁月/飞女正传

  第六章: 神爱世人
  少女的祈祷/神啊救救我/爱神

  完结章: 好心一早放开我
  小城大事/献世/爱与诚/好心分手/谁愿放手

Medley:劲歌金曲

曲:雷颂德 | 词:雷颂德

天大的爱
爱你 我管不了是祸 未想过是为何 能爱着你苦也未去挡
有着我便有着你 真爱是永不死 穿过喜和悲 跨过生和死
See me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 因你创更愉快 凭我彻底的勇气
爱是最大权利 不理场面不伟大 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
还有哪一种结尾 花光一切在乎你 没有想过太多
我只需要你 恋爱大过天 想不想也日夜怀念
连甜梦也不够甜 怎么闪 同学始终会遇见

讲情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 我带着情意
一丝丝凄沧 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
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 悲伤盼换上再会祈望
愈问愈伤心 明明无余地再过问 明明知道衷心一吻
会有更亲厚质感 我说过要你快乐 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
改写了剧情 无言地漂泊 我想哭 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
陪着我 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 但如果 但如果说下去
或者 我有说话未曾讲 你这剎那在何方 如何能连系上
与你再相伴在旁 如晨光

日月星辰风雨潮
(太阳星辰 即使变灰暗 心中记忆 一生照我心)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冷冷雨 Wo… 没焦点因找不到你
冷冷雨低泣彷佛要等你经过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 心里亦有泪 不愿流泪望着你
各种空虚 冷冷冷 吹起吹起风里梦 过去的心 火般灼热
今天已变了冰冻 来又如风 离又如风 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
人在途中 人在时空 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
就算你壮阔胸膛 不敌天气 两鬓斑白 都可认得你

两个人
别离没有对错 要走也解释不多 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随着那一宵去 火花已消逝 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也许相爱很难 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
要单恋都难 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 默默向风呆企
去等心中戏子 曾无限次 欲话我知 却也停止
同是天涯沦落人 在这伤心者信道上同行 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
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
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 如何可以不爱她
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她 到了没法相处 再去记她好处
凭回忆制造这自欺的笑话 随时日在远飞 难舍弃
每次看见冷冬到访的你 那年冬天 两心遇上 没逃避

浪情歌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可相知的心那怕追逐
可惜每次遇上热爱 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
遇上幸福 来忘掉错对 来怀念过去
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踌躇
在美梦里竞争 每日拼命进取 世界将我包围
誓死都一齐 壮观得有如 悬崖的婚礼 也许生于世上
无重要作为 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

神爱世人
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 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
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 如何能重拾信心
神啊 救救我吧 一把年纪了 一个爱人都没有
孤独是可怜的 如果没爱过 人生是黑白的
真人都不喜爱我 神你不欢喜我迫我入了魔
爱侣几百万 谁料我蠢得竟可 重复去犯错

好心一早放开我
吻下来 豁出去 这吻别似覆水 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 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吠
别再做情人 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
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 和你不瞅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
好心一早放开我 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坷
通通不要好过 来年岁月那么多 为继续而继续
没有好处还是我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 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谁得到过愿放手 曾精彩过愿挽留 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深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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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看病难与温总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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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48%。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因病致贫、因病近贫,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呢?究其原因,一是市场失灵。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问题上,我们明显是以市场化为取向。虽然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医疗机构的效率,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中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医疗行业的竞争是有限度的,因为病人到医院看病不像到百货市场上买东西,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不了解,对需要怎样的治疗不了解。农民每年看病的人次数都没有多少变化,但人均医疗开支却越来越多,农民收入增量中的一部分被医疗价格的上涨所抵消了。
  其次是政府部分职能缺位。在外部性强、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卫生领域,政府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农村医疗卫生这个领域,实际上实行的是市场化导向,卫生机构在相当程度上要自己养活自己。国家财政补助不足,迫使医疗机构去搞创收,经济负担最终必然转嫁到农民头上。
  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一系列“三农”政策和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记得温总理曾说过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这句朴素的话,饱含了总理胸怀人民疾苦的感人情怀。可是,这样的梦想何时才能实现呢?何时农民不再因没钱看病而发愁?
  解决农民看病难,关键在于进行纵深层面的改革。根本要求是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而不能任由市场去调节。因此,政府要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在政府财政投入中的比重,增加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新一届中央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并且在努力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执政为民”的思想指导下,锐意改革,继续努力,我们就能够逐步建立起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和谐发展的社会。到那时,农民们将不再为看病发愁,温总理的“梦想”也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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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新添摩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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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上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关于台海局势,虽然声明的措辞比较谨慎,只表明要鼓励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但是,由于台海局势被首次纳入美日共同的战略目标之中,因此,这份声明以及后续事态对东亚局势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长期以来,美日安全同盟的防御对象就包含中国,虽然没有明说,但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只是由于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避免过度刺激北京,东京方面过去在表达战略意图时,才一直含糊其辞。例如,即使它本来有意插手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但在公开文件中却只是用模糊的“周边事态”予以替代。
  现在,日本摒弃了转弯抹角的做法,变得直截了当和毫无顾忌,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转变。在中日利益之争变得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东京急于使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更加紧密。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似乎不再害怕得罪北京,不再惮于与之发生正面对抗。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日之间的纠纷不断浮出水面。除了钓鱼岛主权争执、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老问题之外,双方之间又增添了东海海域的资源开采争执。最近,日本政府又从私人手中接管了钓鱼岛灯塔,在中国政府和民间引起强烈反弹。
  这是两个军事同盟国之间的联合声明,其中一方又是令中国深怀疑虑的日本。北京也许会认为,日本想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并利用美国人的撑腰,在中国面前狐假虎威。如果真有如此看法,那么,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就将荡然无存,双边关系还会进一步恶化。
  对日本而言,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当然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是,它在台海问题上对华盛顿作出的战略承诺,也会使自己失去回旋的余地。虽然美国对此很满意,但日本自己最重要的邻国却感到被伤害。这对日本并不是好事,因为日本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损害。
  在美日共同安保问题上,对日本更加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到来。两国发表这份联合声明是高层政治决定,但具体细节还有待讨论和决定。其中,一旦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本自卫队将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都非常棘手和敏感。除非日本认为自己能够承担得起中日关系破裂的后果,否则,它还是应该以如履薄冰的态度,谨慎对待台海问题,并与北京一起重新建立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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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式政策导致教育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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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
  教育公平近日成为热点话题。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力争处理好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统筹和协调,比如,把教育投入的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
  这是一个好迹象。解决教育公平,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的确需要教育部及整个政府转变观念,需要对长期以来实行的教育政策进行重新检视和修正。

  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肯定会存在某种失衡现象。比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比如城市政府财政收入高,有能力创办更多条件先进的学校等。教育机会不可能绝对平均地被所有人享有,这样的失衡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但问题在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算合理、正当。
  判断教育是否公平,主要应当考察政府的教育资源——其中主要是财政拨款的分配是否公平。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教育政策多有不公平之处。
  首先是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过去,发达的省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的教育资源越多,发达的县市从省级政府那里得到的资源越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其次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城市本来比较富裕,但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教育资源远多于农村;高等院校录取的规则本身就不公平,城市考生比农村考生有着更大的录取机会。
  第三,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不公平,也即本来就不充足的教育拨款,大量被投向非义务的高等教育,而最需要政府投资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还有,即政府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好学校,尽管这些学校已经得到市场的追捧,并不缺钱;相反,亟待政府扶持的普通学校,却得不到很好的帮助,于是,学校之间的差距被政府人为扩大。
  教育部部长周济最近还表示,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入不足。诚然。但除此之外,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有投入方向上的偏差。政府的教育资源不是在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反,某些地方却在维持甚至扩大这种差距。政府的教育政策,正是目前相当严重的教育不公平之根源。
  从较长时期看,教育的效率效应与公平效应可并行不悖。但在短期内,在目前,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这两个效应无法兼得。所以,政府在决定教育资源的投向时,需要作出公共政策上的选择。假如政府致力于城市的现代化,致力于发展现代技术和现代产业,就会倾向于将有限的政府教育资源集中运用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投资于高等教育。
  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正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它以发展现代产业为宗旨,以城市为中心,将高等教育和各级重点学校作为投资重点。它确实可以使有限的政府教育资源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出较高的经济效率,但归根到底,它有悖于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有悖于公共财政的基本宗旨。事实上,从长远来看,不公平的政策也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教育发展的失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实施的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实现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政府,政府的教育政策应以公平为主要追求目标,并据此安排政府的教育资源,也即制定公平的教育规则框架,确保人们享受教育的平等机会,通过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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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美日涉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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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问题列入“美日安保”共同战略,中国昨日就此表态

  [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孔泉20日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日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其19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
  有记者问:19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发表共同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的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孔泉答: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美日军事同盟是在冷战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双边安排,不应超出双边范畴。上述声明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其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他说,当前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希望美日充分考虑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多做有利于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希望美日两国以实际行动恪守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任何人对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都是站不住脚的。

  美日共同声明提到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鼓励台湾海峡相关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中国外交部回应
  “美日军事同盟是在冷战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双边安排,不应超出双边范畴。上述声明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其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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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戏子

  看梁冬主持节目绝对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这首先是因为他从来就不端着——不仅“勇于”用“眼袋比眼睛大,腰围大过身长”一类惨不忍睹的比方来形容自己、乐于把自嘲的精神坚持到底,也特别擅长见缝插针地发表自己的各种奇谈怪论……
  自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以来,梁冬已先后主持过《凤凰早班车》、《体坛消息》……也逐渐定位于极富娱乐精神的两档节目——《相聚凤凰台》和独家自创的《娱乐串串烧》。每每看到他以极快的语速一针见血地对种种“娱乐事件”条分缕析,又用那种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讥讽的联想带出种种滑稽、鲜明的类比,你不得不承认娱乐节目在他这里第一次变成了可以表达观点和立场的东西,他也竭力想和日渐泛滥的八卦资讯保持一种以我为主、进退自如的距离。
  到了自创的《娱乐串串烧》,“娱乐”的疆界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搞笑评时事、正讲加反讲,总之都离不开新闻底部可笑的、作秀的,甚至可以被看作黑色幽默的那一面。在嬉笑怒骂、百无禁忌之余,梁冬那种“首先拿自己开涮”的彻底也使得他的尖刻和坦荡同样只让人觉得痛快淋漓……

  听多了梁冬在电视上的妙语如珠,所有人也都会好奇日常生活中的他会是怎样,其实,聪明归聪明、敏锐归敏锐,通常状态中的梁冬也总会在思索片刻之后才欣然做答,只不过“出语鲜活”已算他的招牌性标识。不过,朋友的DV捕捉到这样的镜头:闲时侃侃而谈的时候,他的双手也总在下意识地、略有紧张感地不停变换各种小动作……这更让人联想起另一个“外松内紧”的梁冬存在的可能:毕竟,一路走到今天,梁冬极不容易。为了给自己的职业找到充分的尊严感和意义、为了让自己时刻都处于机敏、丰盈、幽默、通透的状态,梁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或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世上很少有从天上平白掉下来的东西,成功或聪明都不例外。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梁冬把自己在凤凰台的发展历程形容为“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1998年正赶上凤凰大发展,梁冬憋了一股子“生命激情”也就进去了。当时的凤凰为了上市要严格控制成本,不可能请太多的主持人,而节目又在飞增,娱乐、新闻什么都需要人做,就这么原本学电视编导的梁冬就像堵枪眼一样被顶了上去。回想那一段,梁冬颇为唏嘘:“我又没有特别明晰的形象,就让我同时做好多事情。后来我也发现,我是在凤凰惟一一个同时做过娱乐、新闻和体育的节目主持人,就连“鲁豫新观察”、“千禧之旅”什么的我都做过。但身在其中,却不快乐,只觉得自己是垫椅子,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垫平。”
  但是,恰恰是这种经历和看似不经意的割裂大大丰富了梁冬的认知,梁冬也逐渐认识到,“一宗严肃的政治新闻往往具有极富娱乐性的一面,美国大选就是一场又一场表演秀。普通的娱乐资讯往往会牵连着更深一层的政治经济内涵。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这些资讯的相同点,相互衔接,就可以融会贯通。”他自创的节目《娱乐串串烧》也就是在这时有了灵感。“串串烧”也就是个大杂烩,不管什么样的材料全都可以“以我为主、一线贯之”,毕竟,存在就合理,而在合理的荒谬中折射出的就是某种更本质的思考,梁冬是这么体会的——“在现代社会里,技术发展与人性发展太不平衡,物质进步了,人性的弱点、裂痕反而更大了,在呈现出的种种荒谬和玩笑背后也正是对问题的探讨。看到那些成熟的操作理念包装成功的明星犯一些很愚蠢的错误,愈加能让人感觉到——成功的人不一定人性比我们成功。”
  梁东还一再提及他最近在读的一本《全像宇宙投影》,书里有个核心的观点:在实验证明大脑有分区记忆之后,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什么都记得,即使当时当下你意识不到。梁冬认为这就跟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共同的东西,我们总是从任何一个点切入所有其它的东西,而娱乐或许也就是他的切入点了……

  “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

  从开始加入娱乐报道的行列到现在,梁冬越来越为中国的娱记们鸣不平,或者你也可以说梁冬是这个行当里把所谓“娱乐精神”反复思量得最彻底的一个人。
  引梁冬自己的话来说,“据我所知,美国媒体除了新闻以外,都是由娱乐部来掌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鉴定娱乐。目前在这个行业里,娱记的地位比较低,但在美国的权力榜上,布什也在上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娱乐圈里的人,前十名里最多的也是……。”但说归说,面临着中国娱乐业不断泛滥的弱智、庸俗,梁冬也就只能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向——接下来的话应该算是梁冬的肺腑之言:“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戏子,所以我极力寻找娱乐的价值、意义。”
  一种启发可能还是从企业文化上来的,梁冬总结道:“为什么许多企业都营造一种企业文化,是因为一个人在这份工作里面得到有一份快乐。但现代生活的最大悲哀是我们要努力工作,然后花钱买娱乐。其实,干娱乐这一行就像所有的其它行当,意义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关键在于你的心态。看《美丽心灵》的时候,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生命本身就是行动,你给它加入意义,它就有意义了。所以,娱乐也是心态的问题——如果你的心态好,它就是好玩的,反之,则是受苦。”
  梁冬把这种对于“意义”的迷恋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童年烙印,他说那个年代出身的人多少还是想做一些微薄的事,去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影响,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厢情愿。
  不过,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另一个特点可能就是颇具怀疑精神,而自我怀疑、自我反思可能也更多些。正因为如此吧,在把娱乐节目成功地变成一件独具意义的事情之后,梁冬也并没有止步,用他的话来说是:新的困惑又来了,例如有些时候一不小心就习惯性讲一些会讨好的话,讨好观众。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对梁冬影响很大,他说读罢之后他心里经常暗自担忧:在电视里的自己会按逻辑和惯性往前走,长此以往,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肯定,就越往前走,走到走火入魔、走到自我变形,自己也变得不再中肯……。梁冬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太刻意、太做作,心中太有观众。也许就会突然决定不再说话了。

  不能忽略最伟大的“传媒广州”

  “一堆播过的节目,一个没什么节目的周末;一个宽松的话语环境,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主持……这个主持人还多少受过一点《新周刊》的影响。”——这是梁冬又一个版本的自我形容,梁冬也总说:他所做的节目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新周刊》与《南方周末》的影响,他称自己是“将他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做了”。
  其实,梁冬对广州及广州的传媒的确有一份深深的情结。即使是工作在香港,他在每个周末也都会到广州,在香港的日子里最爱做的事情也是和内地的朋友煲电话粥,据说煲掉的电话费足以买一套好房子了,而梁冬也把和朋友们的交流沟通誉为“自我拯救的手段之一”,电视更是他三言两语都离不了的主题。梁冬对此有这样一番描述:“一般做一期节目需要一周时间酝酿,但周四录影,周五就要开会准备下一期,所以我每个周六周日就杀回来找人聊天。我在香港看到了很多做传媒的人,大家热血澎湃,要杀上海或北京,说是:上海够小资,北京够大气,但我说你们忽略了最伟大的传媒广州,试想,哪一个城市有这种传媒浸淫——只有在这儿,你能同时看到凤凰卫视、香港TVB、亚视等等,还能看到央视,以及很多省级电视台;试想,哪个城市又像广州一样容纳了《希望》、《广州日报》、《新周刊》、南方报业,《周末画报》、《现代画报》、《花溪》、《书城》?……广州还是粤语和普通话并用,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符号,那么容器越大活性越高,沈宏非的专栏就是体现。而且。广州相对历史包袱不重,政治责任感也不重,广告业也发达,这些环境恰恰是大众传媒最适合的土壤,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传媒人的整体素质就是全中国最高的。所以,我必须经常来广州!广州可以把亚文化做熟,或雅文化做俗,后再做雅。”——对广州的情结或许也再度应证了梁冬的另一套理论,在这套理论里梁冬用他一贯调侃的方式告诉我们:屁股决定大脑。你周围坐的什么样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梁冬论娱乐的“五行”

  前段时间我有点好学无术,去看《道德经》,其中提到五行的观念——事物都是能量的转换。所谓的能量就是从转换中出来的。一些水在高处的时候没有能量,仅仅是水而已,但它从高处流向低处的时候,就产生了电。所谓的道,也是在不停地转换中。道,运转,流形也。换个角度,流形是道,道也是流形,有时简约,有时复杂,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在看娱乐产业的时候,找出了娱乐的“五行”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
  (1)金,梦想,也可以称之为意义。
  (2)木,有个性的人。像罗大佑、李宗盛、王菲,或者他也可以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像ketty猫等。
  (3)水,行动。这是一个名词,把一个想法转化为一个行动,我们很多人在谈论宏图大计时,但有一些人去把它做了出来,这些人就算他们没有成功,至少他们去做了,去体验了。
  (4)火,资金。它是一笔启动资金,是一个风险投资。
  (5)土,资讯,讯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但怎么找到也是关键的。
  这五个东西之间的转换很有意义,一如我们要用行动去扶植有个性的人,找一些合适的代言人。就像一度把凤凰附着在吴小莉身上、把新浪附着在王志东身上,再把他们两人具体化,毕竟一个人比一个概念要来得具体得多。先包装再推广,价值也就在转化过程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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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一个人的七种预兆

1、当你正在忙时,却把手机开着,等着她的短信
2、如果你喜欢和她两个人单独漫步
3、当你和她在一起时,你会假装不注意,但是当她离开你的视线时,你会急着寻找她
4、当她受伤或生病时,你会很关心,替她着急
5、当她和别人要好时,你会感到食不知其味
6、当你看到她那甜美的笑时,你的嘴角会扬起一丝得意的笑
7、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心里想到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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