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歌曲选自专辑《Samba》，2005年6月发行。
　　
　　作曲/编曲:陈光荣 填词:Fiona Fung

　　望着旧日玩具　你说你说太累
　　你说爱已远去　根本不必追
　　你看见我眼角　汹涌纷飞的泪
　　再有没有心碎

　　想起旧日滑浪　我借意去发问
　　若是掉入大海　可否都捉紧
　　你说你与我　一起抵挡风浪
　　那怕为我牺牲

　　原来承诺 一早 消散 不可兑现
　　忠诚 变做 感情里的弱点
　　从前 童话 终于 给你亲手破灭
　　说穿了 你只当我救生圈
　　就抛出海再算

　　愿望并未实现　你已对我倦厌
　　现在就剩下　一堆可悲画面
　　我每秒也冀盼　可将光阴倒流
　　到你爱我当天

　　看见已往照片　痛爱全程浮现
　　伤口该怎么复原　我不能幸免
　　你只冷眼看我　变作碎片

　　[本报讯]据报道，2005年高考录取已结束，新生正陆续前往高校报到。高分的文艳(化名，女)没有如愿进入北大外国语学院，而比她低两分的男同学却被录取了。该院负责人称，这样做是因女生太多，想适当照顾男生平衡男女比例。

　　【考生】

　　北大分数线男低女高

　　今年高考，文艳报考了北大外国语学院小语种专业。她考了592分，算是高分了，但没能如愿进入北大，只好退而选择“北外”。后来，文艳得知，有个同班男生比她少两分，却被北大录取了。进一步了解才知，北大今年的小语种招生，男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男生为:文科590分，理科619分；女生为:文科598分，理科636分。文艳的母亲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如果提前知道的话，肯定不让女儿报北大！”

　　【北大】

　　男女比例失调弊端多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北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曙雄。刘副院长表示，该院录取新生时男女生不同分的做法，仅限于北京地区部分外语专业。尽管如此，今年已录取的考生中，女生比例高达70%强，而男生比例还不到30%。
　　刘曙雄副院长解释说，该院招生时之所以男女有别，主要是为缓解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而这是经过北京市和教育部学生司批准的。
　　刘曙雄副院长认为，男女生比例失调会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他教的班有15名学生，其中男生只有两名。班级内气氛单调、缺乏阳刚之气，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二，单位普遍欢迎男生，女生招得太多，以后就业有问题。第三，外国语学院男生一直很少，影响了教师队伍的培养。

　　【教育部】

　　未统一规定男女比例

　　针对刘副院长的说法，文艳的母亲认为这不合逻辑、没有道理。“按照校方的说法，外语学院男女比例不协调就得提高女生的录取分数线，那数学系、机械工程系等是否也要提高男生的录取分数线呢？照此逻辑推理下去，是不是高校每个专业都要用男女生分别录取的方式来平衡男女生比例失调的问题呢？那高考的公平与公正何在？”
　　记者就北大此举采访了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林慧卿。林慧卿表示，“男女平等、保护学生利益”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基本原则。但各学校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招生政策，并不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很多学校针对个别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调的情况，将女生分数线提高，男生分数线降低录取，教育部对此并没作出统一的决定”。
　　事实上，高校偏爱男生的事例并不少见。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于长敏说，他担任该院院长6年多来，小语种专业男生最多不超过1/3。2005级日语研究生班有21人，而男生只有两个人。于教授坦言，虽然吉大录取分数线男女无别，但也“随时找借口淘汰女生”，有时为了招到男生不惜降分。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时，也实行男女生分别排队，男女生录取比例为1:1。

　　【相关新闻】

　　招生不得歧视女性

　　前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
　　《决定》明确:针对当前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仍低于男性、许多贫困和流动人口中的女童不能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学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还存在歧视女性等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非常重视对妇女文化教育权益的保障，规定学校录取学生不得歧视女性。
　　此外，决定还规定，政府、社会、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保证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天通过的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这表明，我国以立法的形式，将男女平等新增为一条基本国策。
　　此前，被我国列为基本国策有：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科教兴国，“一国两制”等。

　　[本报讯]8月26日晚，风靡了整个娱乐圈的2005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总决赛终于完满谢幕了，最终08号选手李宇春以短信352万票众望所归荣登冠军宝座，07号选手周笔畅短信票数327万获亚军、01号选手张靓颖短信票数135万获季军。
　　

　　评论：想唱就唱，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超女既出，万人空巷。2005年，没有什么比“超级女声”更能吸引中国来自各个阶层的亿万观众。“我的快乐我做主”成为这一时刻的宏大坐标。昨夜，这一场漫长的“快乐总动员”终于落下帷幕。李宇春获得了年度三强总决选冠军，周笔畅、张靓颖分获亚军和季军。应该说，胜出的不只是其中某位超级女声，还有一个开放的社会。
　　数月来，超级女声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所谓有井水处，皆有超级女声。赞许者甚至从中看到中国未来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超级女声同样被视作草根民主政治的发端；批评者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炒作，更容易误导青少年。
　　显然，超级女声的魅力并不在于“政治正确”，而在于它为人们带来快乐与希望。超级女声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快乐的舞台精灵何洁、有薰衣草般笑容的李宇春以及天使在唱歌的张靓颖，还让人看到了“一跪惊人”的“红衣主教”、甚至半老徐娘，在个性饱满的张扬背后，其更多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即使是那些被所谓“公论”视为“丑陋者”，只要不干涉他者的自由，她们都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与跳舞的权利。历史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每个人都能真实地代表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人民与国家中的一员。一个人少了一份笑容，这个民族与国家就少了一份笑容。只有每个人以己之喉舌，唱出心底的歌声，才能真正唱出国民之声。
　　应该看到，所谓“恶俗”在很多时候同样是新风之开端。任何日深月久的社会，都有可被抛弃的积习。那些不被新时代认可的价值，会随着一代一代年轻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正是这种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努力与成长，在不经意中将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有声有色。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这不仅说出了超级女声们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宣言。“我的快乐我做主”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换言之，今日中国人的生活，理所应当由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做主。中国人的幸福之声，就是要从每个中国人的喉咙里发出，它是原汁原味的生活之声，追求自由幸福的声音。
　　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
　　归根结蒂，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可以互相流动的社会。
　　总结一个开放的社会的特征，法国电视台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在1982年写道：一个好的社会，关键要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老总的儿子当上了工人；律师或技术员的女儿回到祖辈的农场；医生的孙子谋份警察的差事……理论上，一切应该从零开始。
　　抛弃偏见与俗制，一切从零开始。事实上，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带来万人空巷的盛况，正是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虽然它并不至臻至美，但是藉此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透明与公平的环境下，见证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孩，从名不见经传到一夜间造就无数自称“玉米”、“盒饭”、“凉粉”的歌迷。一方面，超级女声们凭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通过海选与一轮轮晋级与PK，赢得鲜花与掌声；另一方面，同样有许多优秀歌手可以自信地笑在鲜花与掌声之外。前者证明中国正在赢得一个开放的社会，后者证明中国人正在赢得自我，学会自信地坚守自己的价值。
　　早在一个月前，有评委在谈到超级女声时指出，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诚然，中国未来之伟大，在于今日中国经济的起飞，它同样有赖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正在形成。未来中国的强大，就在于在那里充满了富有个性的、强大的女声与男声。他们在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多的来自社会与人生的奖赏。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无限期许，更多缘于我们心底的自信与坚持:超越五千年的困顿与磨难，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广州警方展开“剑兰行动”严打“两抢”
　　
　　8月22日，广西籍砍手者黄某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即使如此，受害者何爱华仍不能缓解心头之痛：2004年10月20日的那一刻，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左手已经被抢包的歹徒砍了下来，仍奋力追向抢她手提袋的3个歹徒，追了约有5米时，周围的人才听到她的惨叫：“我的手！我的手！”
　　当时何爱华的包里只有21元钱。作为一名月工资仅700元的酒店服务员，何爱华已3次在广州遭盗抢。
　　这个被人们认为“判得真重、真痛快”的判决，和广州“剑兰行动”遥相呼应。
　　广州，对惩治“两抢”（抢劫、抢夺）下了最大的决心。“剑兰行动”，这一以打“两抢”为主的严打行动，从2005年8月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0月。截至8月中旬，广州警方已抓获街头现行犯罪嫌疑人2226人，破获刑案1000余宗，其中“两抢”案600余宗。
　　“我们不停地战斗，很累，但让何爱华式的悲剧消失，一定要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一位参与“剑兰行动”的警察对本报记者感叹。
　　他天天在为这个行动奔波。事实上，他至刑警队工作后，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正式休假了。

　　他们的嚣张，让警察愤怒

　　警察们确实无法想象，这些“两抢”分子竟敢在市公安局所在的起义路上撒野。
　　2005年7月25日上午7时，欧女士骑着自行车经过起义路时，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后座上的男子举刀向挎包带砍过来，欧女士满手是血，腕动脉和三根肌腱已被砍断。
　　闻声奔跑出来的警察气极———“这些人的胆子真大，无所忌惮了！”
　　“两抢”行为的嚣张到了什么程度？警方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在2000年－2003年这4年间，抢劫案平均每半小时发案一起，抢夺刑事案件平均约24分钟发案一起，并且“两抢”、“两盗”案件占总刑事案件一半以上，这是“两抢”的高潮顶峰。
　　在警方的打击下，2004年开始，“两抢”发案率有所下降，但其总数依然达8万宗。截至今年7月，“两抢”、“两盗”占全广州5万余宗刑事立案的三分之二，在治安案件中，抢夺案平均增加了两成，广州市13个区（县级市）中有5个区上升幅度甚至达到了40％。
　　另一方面，“两抢”的作案手法变得越来越恶劣———有用辣椒水喷面抢劫的，有团伙合作在偏僻路段扼颈、殴打并抢包的，有用面包车把人强拉入车内，抢劫完后再推出车外的……
　　因此，“两抢”引起的民愤越来越大。广州市人大代表陈彦文在2005年市“两会”时叹道：“我一个客户的妻子到广州来，竟然声称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我们都希望广州好，但是广州的形象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
　　2005年8月2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市政法会议上拍了桌子———“群众的安全感从何而来？群众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意见倒是不正常的！”
　　张桂芳认为，广州近年来在治安上投入的人力、财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两抢”犯罪分子仍如此之多？
　　他说，这和连年攀升的外来人口犯罪有关，2003年抓获的疑犯中83.8％的人员属外来人口，2004年升至87.5％，今年上半年已达88.2％。张桂芳称，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可能突破90％。其次，有些性质恶劣的飞车抢夺，曾因所抢数额较少，便被轻处。按法律规定，飞车抢夺数额不超过500元，被害人没有受伤的，作案人被抓获后只能以飞车抢夺对其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即使按抢夺罪定罪，刑罚也不过3年以下。
　　有些群众有意见，抓进去的“两抢”分子要“关死他”！但是警察认为：“我们只能按法律规定处理这些抢夺分子，消除‘两抢’现象是个全社会都要努力的事情。”

　　“剑兰行动”：机警与战术

　　广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朱穗生在本月18日的会议上说，行动要坚持打防结合，各方齐抓共管，从源头上堵死发案可能。而警察们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战斗常常是静悄悄地进行的。
　　8月12日晚上，一个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在白云区黄石某街道上闲逛，看起来挺斯文，只是眼睛东瞅西看。
　　这个时候有几个叼着烟、穿得像“混混”的年青人缓缓地围上来，对他进行观察。忽然，其中一个“小混混”一招猛虎扑食，把那个斯文的年轻人扑倒在地，另外几个快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搜索，只见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匕首被搜了出来。
　　原来，这几个“小混混”是白云区分局特派在黄石派出所的打击“双抢”专业队便衣警察。审问发现，这个年轻人就是数月前在广州劫持儿童勒索财物的逃犯。
　　这支便衣警察队伍的领头人程启君中队长笑着说：“抢劫分子的眼神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眼睛盯上女人们的金银首饰与手机就两眼放光。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警察也很注意伪装。他们说：“街上的抢劫分子很狡猾，其中不少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斯文以增加迷惑性。我们呢，一严肃就可能会被看出是警察，所以索性解开几颗衬衫纽扣，像‘混混’一样横叼一支烟，犯罪分子就迷惑了。”
　　现在，广州街头每天约有上千名这样的便衣警察。他们有的扮成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有的装作黝黑的摩托车搭客仔，有的蹲在街角打牌，冒充烂仔，默默地保护着市民的安全。
　　采访中，警察给记者讲了一个跟踪两小时打掉一个街头抢劫团伙的故事：8月11日下午近5时，从潮汕来的陈先生在广州一德路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抢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金项链，他大惊回头，两名劫匪已飞跑而去。他心中哀叹：自认倒霉吧，除非飞毛腿才追得上。想时迟，那时快，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飞毛腿”，瞬间将两名劫匪擒获。更让陈先生惊奇的是，他周围有5个人也基本在同时被按倒在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警察告诉记者，为抓获他们，整整跟踪了这些人两个小时。
　　这是从8月份开始的广州“剑兰行动”的战术之一。“剑兰行动”的另一战术是在一些“飞车党”横行的街头安装电子摄像头。
　　8月9日晚上10时许，3名“飞车党”成员在天河区棠下以酒瓶作凶器，劫杀了一市民，后骑摩托车逃跑。现场的电子摄像头拍下了凶手与摩托车车牌，棠下警方据此破了案。这类治安监控系统对目前治安形势严峻的珠三角各市均有很大作用，广东省高层的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应把这类监控系统纳入到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此后广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拨专款在各区安装摄像头等技防设备，而全市治安重点地区，要马上装起来。
　　而白云区黄石街的战术更有传奇色彩，一名治安员把“钩镰枪”运用得出神入化，据说这是受古代小说中破铁甲兵的钩镰枪启发，专破“飞车党”们的摩托坐骑，一度曾使“飞车党”闻“枪”丧胆。
　　而在大广州经济圈的佛山市公安局，采取过一种更为悲壮的战术———便衣警察用摩托车去撞“飞车党”。“飞车党”的摩托车常常是250排气量，速度快，而警察的摩托车却只有125排气量的，追不上人家，只能在对方提速的时候，用身体去撞。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让警员受伤。一名英勇的佛山市便衣警察曾中华，在追击“飞车党”的过程中，膝盖骨曾因此被摔裂。
　　这种战术上的调整还远不是这次“剑兰行动”的最大特点，这次“严打”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警察与“飞车党”多年的“游戏规则”有了很大改变。
　　就在这次“剑兰行动”前的7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称，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更令“飞车党”们胆寒的是，以前只被定为“抢夺”而可以轻判的“抢夺行为”现在可以转化为可重判的“抢劫罪”———“应当以抢劫罪定罪（的行为）：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趁机夺取财物的；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而对抢夺中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的，最高甚至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张桂芳在8月2日的动员会议上称：“公、检、法一定要用足用好最高法院的意见，打击一批‘两抢’犯罪分子，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公检法各部门被全面启动，除了广州市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也被要求快捕快审。张桂芳还多次强调，“只要符合劳教条件的人员，必须坚决送劳教”。据悉，今年送劳教量要增加20％以上。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羁押场所来关押数量急速上升的“两抢”嫌疑人，广州市各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治安拘留所等被要求积极扩大容量。
　　在这场司法部门被全面启动的战斗中，像广州市白云区分局刑警队曾德增这样的病号警员，也从病床上站了起来。他刚参加完“刀匪纵火烧死海鲜楼两员工”的重案侦破，又被派往江苏出差。医生着急地给刑警队长冯志锋打电话：“你们警察怎么搞的，还不回来养病，床头的药都堆满了。”
　　
　　市民反击战

　　参与这场战斗的不全是警察，越来越多的市民正在参与到这个行动中去。
　　尽管在何爱华断手惨案中，当时无人去拦截歹徒而使其暂时逃脱，因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广州人，你们为什么集体不作为”。但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同仇敌忾的意气，似乎在这个曾习惯于“各扫门前雪”的市民群体中逐渐生长。
　　8月3日上午，在广州市江南大道南与晓园北路交界处，一个抢了万元现金的劫匪在仓皇逃窜时被隐身树下的陈老伯挥腿扫倒。劫匪当场就擒，阿伯左腿腿骨也因此折断，住进医院。
　　8月15日晚10时许，广州出租车司机老张被用枪顶住了脑袋，劫匪想抢走他的钱和车。老张奋力反抗，与歹徒搏斗中巡警及时赶到。
　　8月17日下午，3名男子手持电击枪潜入广州白云区同泰路一出租房内企图打劫。6名工厂的打工者操起玻璃瓶奋起反击，然后机智地将这3名劫匪反锁在屋内，来了个“瓮中捉鳖”。
　　甚至这种自卫反击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在广州天河区中海康城社区就组织过一度让“飞车党”胆寒的组织化反击———“伏击队”。
　　中海康城的小区内部管理被业内认为是一流的。但是，业主们告诉本报记者，出了康城就不安全了，晚上8点后几乎没有人敢在康城外步行，否则十之八九会遭抢。
　　这个小区处在曾发生过孙志刚事件的黄村派出所辖区内，一些康城业主对这样的治安问题表示理解：“这个辖区至少有三四万的外来人员，又是城乡接合部。他们派出所只有几十个人，想管过来确实太不容易了，治安差不能只怪他们。”
　　然而一年前，康城业主们曾有过一段免于恐惧的时光———那就是他们自行组建“伏击队”的日子。
　　“伏击队”的创建者之一是网名叫“本报专电”的传媒界业主。他回忆，“伏击队”的酝酿是从女友去年3月底遭劫后开始的。此前，每隔一两天就会有小区居民被抢，一腔热血的“本报专电”在社区内部网上号召小区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自卫反击。
　　吃尽“飞车党”苦头的业主纷纷报名，一个纯义务性质的“伏击队”在同年6月9日成立。“伏击队”的业主成员中不但有国企干部、媒体记者、私营企业主、公司白领，甚至还有3名警察与军人。
　　在成立后两个多月中，“伏击队”队员增至69人，8部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到抢劫多发地段开车伏击。有一名队员，因为长时期用望远镜观察路面，结果一拿开望远镜就不停地呕吐。他们伏击的主要方法是跟踪“飞车党”后报警，对逃得快的则直接用车撞翻后报警。
　　“本报专电”与数名“伏击队”队员在一次追击中，被数十“飞车党”围住，后惊险脱身，他的家属担心歹徒会来报复，逼他剃掉了那一头富有个性的长发。在这样的19次伏击中，他们一共抓到两批劫匪，共3人。
　　但“过客”与“本报专电”这两个核心成员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其实只能是临时性的：“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自救组织。”更多的是要配合警方，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如提供线索等。
　　2004年8月31日，这个组织自动解散。伏击队的余威还持续了三四个月，康城周围安宁了一段时间。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2004年12月1日，“伏击队”的一位成员驱车在路上时发现摩托车后坐的男子就是几天前抢他手提电脑的人，同时又看到这一男子正在路边抢包，就开车撞翻了摩托车，摩托车主因此受伤不轻。
　　此后，这位摩托车主把他告上了天河区法院，以交通肇事为由索赔40万元。
　　8月24日夜晚，这些老伏击队员在举行了一场酒会。临近子夜的时候，已经有了醉意的老“伏击队”队员“过客”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听说法院和公安局都支持我，我们这些保卫家园的人啊，真是又辛酸又开心。”
　　不过，一些老伏击队员说，加强治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还是可以根治“两抢”的，尽管难度很大。

歌手：陈慧琳&冯德伦曲:周传雄
词:历曼婷
编:屠颖

北极雪下在那头
寂寞不寂寞
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
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贴我手
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了解
试着体会
用心好好感觉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
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
我的笑脸
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
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雪已经很美，北极的雪是否更美？
北极雪是寂寞的，因为很少人能欣赏到它的美，但想看雪的人是否更加寂寞？
美的确存在，能欣赏到它的人的确幸福，欣赏不到它的人是否就注定寂寞？
追求美的过程，寂寞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也许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只要听，也能拥有美的幸福。
——by stella

虽然这首歌已经不新，但重新细心感悟歌词，或许你会有新的发现

　　[档案背景]就中国青年报出台的新考评办法，该报“冰点时评”主编李大同致信总编辑李而亮表示质疑。当天中午，中宣部下令国内网站（包括“百度”等搜索引擎）封杀此信，并下令作彻底调查。网络上相关声援李大同的帖子也随即踪影全无。李而亮于翌日也作出相关回应。
　　

　　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的公开信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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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几点意见：回复李大同
　　——中国青年报主编李而亮的回信

大同：

　　详细拜读了你洋洋万言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一文，很是吃惊。吃惊的并不是你对我和编委会尖刻的批评，而是吃惊你公然违背我们两人刚刚商定近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约定，不宣而“战”了（因为此文已发到境外的网站上）。我说过，我不反对公开的批评，特别是对工作的探讨，只要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我都欢迎。如果你这次的公开信依然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是要直接找你面谈，不用敲字那么费劲。但在你的文章里，确有许多内容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涉及到事情本来应有的面貌，涉及到我个人名誉、品格的问题，而且广为散布，我就不得不出来进行澄清了：
　　一、《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明明白白就是一份讨论稿，编委会只是经过初步的讨论，并没有进入通过程序，然后下发各中心、部门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编委会为此要求各部门一定要传达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这些意思，在上周的例会上我也说得清清楚楚（有例会记录）。在广泛征求和汇总意见后，编委会准备视意见的情况，做好了连续开会研究的准备。可以说在此之前，这份《条例》只能是一份草稿，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改，然后还要上报党组会讨论批准，才会正式下发。实施中还要试行相当一段时间，不断完善。我实在不明白的是，社内立即就有人拿这份讨论稿做文章，周末就全文发到境外网站上；我也实在不明白，你从哪一个字眼里解读到《条例》是已经编委会通过，“你和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省略号）的条例作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外就是让大家在自己挣多少分上在讨讨价罢了。”事实上，你所在的周刊中心讨论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谢湘发的讨论记录为证）。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尚待修改的草稿发此万言公开信，而且匆忙发到境外网站（不一定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能告诉我实话吗？
　　二、你和卢耀刚都向我表示过，我和“冰点”的同志们应加强交流沟通。上一个礼拜天（7日），你给我发了一份很长的留言，提出我们之间需要直接交流，认为在一家报社同仁之间，没有必要云山雾罩，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面说清楚。还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人为地制造这种交流障碍，毫无道理，只能解释为你不想和我们直接交流。”我当即给你回了一个我认为还情恳意切的留言。第二天，你谢了我的回复，而且说你喜欢这样直言不讳地交流意见。同时表示等我有时间，咱们好好聊一次（因有对留言内容的保密约定，我不引用具体内容）。上星期四下午，我腾开了其他事情，约你谈心。你不在办公室，江菲接的电话，她说转告你，让你给我回电话，而你没有回话；第二天上午，我亲自电话约你，你说在家写对《条例》的意见，来不了。然后我们约定这一周尽快安排时间见面交流。但就在星期一的早上，你就迫不及待地公开抛出主要针对我的公开信。让我怎么来理解呢？要么你压根就不准备和我交流；要么就是担心与我交谈后会影响你的“行动”。但你行动目标主要是我，为什么不交流一下再出手呢？我觉得你这样做，作为同事来讲是不尊重，作为朋友来讲是不仗义，作为君子来讲是不坦荡。
　　三、你在公开信中，多次谈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引用我在一些场合说的话而感到不屑，认为“造谣、造假、按需要来随意编排事实，这些早已都是被中国新闻业摒弃、严格警惕的行为。”同时还表示了你从业26年来坚持的职业操守。你这次的公开信可以说向国内外披露了一个大新闻了，但其中的虚假成分是可以举出很多的。略举几例：
　　1、“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部分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为一个管理奇迹”。事实上，这份条例是7月27日发各位编委的（其中也送宏猷）。为了让编委高度重视，专门文字提示“计划下周讨论，请各位编委做好准备。”给每个编委的文本首页都清楚标明发放日期。编委会8月3日开的，整整一个星期时间准备。你找任何一个编委都可以得到准确日期，所以不知你据谁做的“了解”。
　　2、“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省略号）”。我清楚记得，7月22日下午，我正在六楼主持记者会的闭幕式，李方电话打到我手机上，问我对网上贺延光的留言怎么看。我说还没有看到，等看了以后给他回话。晚上吃完晚饭，我在家即主动给李方去的电话，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谈话是很诚恳的，最后李方是很平静挂机的。第二天，我即到云南出差，10天才回来。如果不是8月2日编辑中心会上李方的发言，我还认为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已经过去了。怎么到了大同你的描述下，就完全变成了无中生有的离奇故事了呢？
　　3、“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省略号）果然，那条新闻就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表扬。”事实是，当天举行的是记者与领导交流，谈的并非是新闻策划的话题。有记者认为，现在记者站要承担许多地方团组织工作性的稿子，建议《共青视点》还是要留一部分版面专门安排工作稿。我表示不要指望留这样的版面，现在《共青视点》就是要做成新闻版。又有记者提出：一些团的活动缺乏新意，又事关本报发行，团省委很希望见报怎么办？我回答说就想办法找出新闻的由头，在不影响事件性质的前提下，是可以想法找一些“新闻眼”的，于是就举了我自己上述的例子。未了我还补充，这样的采访不可多用，还是要靠常年的积累，每年给一个省扎扎实实做一两个上档次的，比你发多少个工作简讯都强。需澄清的是，第一，不是就新闻策划教记者心法，而是探讨处理与工作相关的稿件如何做得不要干巴巴；第二、我举例时说稿子是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并没有说发一版头条，更没有说受到李长春的表扬；第三、座谈时大同你并不在场，完全是道听途说，却在公开信中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
　　4、“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我不敢、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这我就非常费解了，既然是连你自己都不敢、不愿信的传说，为什么就敢白纸黑字写出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事情的真实情况：新闻局长胡孝汉的确是我大学同学，但我以人格保证，我没有在阅评表扬上要求过任何关照（阅评组是相对独立的）。如果真得以关照，我倒是希望“冰点”今年以来那么多的批评被拦下哪怕一件也好。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中宣部阅评组看到中青报的报道后，需要进行表扬肯定，又对采写刊发的情况不尽了解，要求我们先提供相关情况。如今年的“两会”报道、科学发展观报道等。所有的表扬与批评，没有一篇是要来的，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你以“传说”为依据，推理出其中存在的“黑幕”，我认为是对中青报的污辱，也是对这么多采编人员辛勤劳动的污辱。
　　在你公开信里引用我的话中，不顾特定场合、语境来进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添油加醋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我感到困惑的是，在同一文章里，你一再标榜自己职业操守、价值观念的同时，一面又大量引用未竟经证实的“报料”，难道这就是你把守的底线吗？ 当然，说你引用的材料全都不实也有失公允。比如你引用的有关我“大彻大悟”的那段话，我还是认帐的。那是我在参加完国防大学“舆论战”研讨班回来后，在例会上谈的感想，事先声明了只在内部说说，还专门交代小谢不要记录。会后有好心同志提醒我，会议上不要口无遮拦，有些人会专门记下来，作其他目的引用。我不信，因为大家都说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就是可以畅所欲言。现在想来，果然应了同志们的忠告。
　　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青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清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你公开信中批评矛头直指的目标——中宣部阅评。今年以来，中宣部对本报阅评（含综述和青年参考）共24件，其中表扬的13件，批评的11件。其中涉及冰点的批评的5件、表扬的1件（方舟子〈永动机重现江湖〉）；而冰点被批评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舆论监督的。本报被表扬的稿件中当然是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也有舆论监督的，如“北京禁放屡遭挑战”、“遏制泛滥的美女经济”以及最近的求实篇“别让富豪牵着鼻子走”。由此看出，对阅评表扬稿件予奖励，并非扼杀舆论监督。同时，阅评的表扬看似给分高，但概率毕竟很低（据统计，今年的阅评是比较多的），而不像A B稿件、版面以及每月的读者评价，有固定的数量。如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这是在封杀舆论监督吗？
　　相反，今年冰点并非舆论监督的5篇被批评的稿件中，就有三篇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赞赏的中青报勇气和价值观，那明日的中青报会是什么样子，谁都清楚？大同你强调读者认同，大家可以查一下龙应台文章发表后的凤凰网，跟贴数万条，骂龙应台、骂中青报的有多少，你不会视而不见吧。当然，我从不回避在这些文章把关上我该负的重要责任。可是，在我痛苦地一遍遍写检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表现的，起码没有说过一句让我感到暖心的话。所以，我表示要改变“领导写检查，下面看笑话”的状况，绝不是无感而发。还是说到读者认同，自7月版面调整以后，尽管冰点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每周阅读点击率在逐步下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已经落在了屋檐下、法制、教育、要闻，共青视点的后面。尽管不全面，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值得你们反思。起码不要再单纯用冰点来衡量中青报的办报水准了。
　　以上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编委会和任何领导。如你愿意，我还是希望与你面对面地好好谈谈心。

　　李而亮
　　2005.8.16

　　广东缺油现象调查
　　
　　“不提价？”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加油站经理杨城启摇摇头。
　　从大清早一上班，来找杨城启的各种人就没有断过，大都是来找他“走后门”加油的。“几乎每天晚上到12点之后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有没有油加。”而这些人如果不是常客，就是熟人所托，面子上过不去，有些还得罪不起，杨城启只有尽量“协调”了。
　　作为经理的杨城启总共管理了5家加油站，大都在广州闹市区，其中一家甚至被广东省、市政府部门设为专用加油点，这是他引以为傲之处，却也成了近两周来他最为头痛之事。他要尽量保证这些特殊的主顾有油可加，这些来自公、检、法，以及税收等部门的座驾有着特殊的使命。
　　他还要给普通的散户加油，否则他们也会滞留不走。为什么给政府的车有油加，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油加了？他害怕这样的质疑，所以在这些天蜂拥而来的记者采访他时，他总难免要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比如这是他们中国石化舍去利润，为了稳定社会而作的贡献。
　　而他的内心却一直处于紧绷状态，每当他在加油站后的封闭办公室里点燃一根香烟的时候，他就陷入深深的担忧。进入石油行业多年，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只有关门下岗了。”
　　万幸的是，杨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从8月17日开始，随着各地紧急调拨的油进入广东，加油站的紧张情形缓解了下来。

　　“广东油市断了一条腿”
　　——脆弱的供油链条陡然绷紧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新加坡进口的原油比炼油厂出厂的批发价还要高，这条原油进来的路就断了，原本靠四条腿才能正常行走的广东油市变成了三条腿。”广东省油气商会油品部部长郭达明说。
　　原油的路少了一条，整个链条突然间绷得紧紧的，脆弱得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断开。
　　而台风则成了断裂的导火索。进入8月，海面上台风肆虐，“麦莎”虽然没有登陆广东，但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庞然大物却与擦肩而过的广东开了一个大玩笑，在一周的时间里，油船几乎无法靠岸！直接导致8月份以来，广州海关进口成品油只有5.5万吨，比去年下降了61.8％，台风的举动无疑成了火上浇油。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每天有数百万的车辆和不计其数的工厂张开大嘴吞噬着燃油。一天的成品油消耗量在4万吨左右，仅仅广州市一天的成品油消耗量就在1万吨左右，最多可以达到1.6万吨。广州本地自产的成品油大约有4000吨，约占1/3到1/4，其他的大都靠海运。而广州进口的成品油5.5万吨显然难以满足需求量。
　　广东省自己不出产原油，主要是靠东北产油区南运、进口石油和油站自己去外省市找。北油南运对广东市场只是一个补充，要经过海上运输。从新加坡等地进口的原油注入广东的三家炼油厂:广州石化厂、茂名石化和湛江东兴，但是这三家炼油厂并不完全供给广东市场，还有自己的出口任务，茂名石化还要向周边其他省份供应成品油。加油站一向的进油渠道是向福建炼矿、广西的北海石化以及湖南的两家炼油厂求购，但是最近的油品匮乏蔓延全国，各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让他们省油给广州不太容易。”郭达明这样说。

　　“今天你加油了吗？”
　　——加油站众生相

　　车水马龙，8月的广东就数加油站最热闹。
　　几乎每一个有油的加油站都处在各种车辆的包围之中。有些不守规矩的车通宵达旦守候在附近，只等一有空档就往里面插位。嘴里发着的牢骚、脸上流着的汗、摩托车司机捏在手里的钱、百米长龙的壮观以及加油站上服务员和司机在大声吵架……聊天、抽烟、看报纸，甚至还有看小说的司机们把加油当作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加油要三四个小时。”这是司机们公认的特殊时期的加油时间。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司机的张云说，现在他们见面的口头禅成了“油加了没有？”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的顾客不习惯这种加油都要三四个小时的等待，往往轮到他加油的时候，已经是一肚子的火气，和油站员工时有争吵，杨城启听说有些顾客在油站甚至拳脚相加，他暗自庆幸:幸好自己前台的员工大都是女性，顾客一般再有气也只是动口不动手。
　　有时甚至要警察、消防员紧急进入加油站维持秩序，保证加油站的安全。
　　慢慢地，顾客们习惯了长久的等待，在加油站现场的随机采访中，司机们都表示:“只要能够加上油，等多久我们都愿意。”
　　特殊时期，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情。因为油站规定不给塑料桶灌油，有些司机干脆推着自己的车来加油站排队；一位司机刚刚在一个油站加满了油，跑了没多远，看到前面的加油站有油加，马上排在队伍后面。“这是惯性，被加油吓怕了。”有司机苦笑着说。而一些私家车车主干脆把车停了，自己跑去打车。
　　出租车司机们还有别的苦水。据统计，广东省成品油1/3强被用于交通运输，半年多来成品油的价格已经提升了5次，而出租车的价格却没有提高一次。出租车司机挣钱不多，牢骚最多。
　　“我现在是亏本经营”。等待4个小时才加到油的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司机梁重生忧心忡忡地说，油价突涨严重，他们加不到90号汽油，而加其他的油品太贵，不划算。但是从8月10号起，出租车公司告诉他们，政府要求从当日开始出租车必须到街上跑。现在他用97号、98号汽油，每用一升亏本一块钱，每公里用掉的油值5毛6分钱左右。
　　另外一些出租司机则认为梁所说的“亏本经营”有些言过其实，但跑下来一个月还真比以前少赚了1200元左右。
　　广东省油气商会油品部部长郭达明则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预涨心理，对缺油的恐慌有一部分被人为放大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位朋友去加油，在他前面有一辆白色的捷达车，车主正在吃力地推着车往前靠，出于缺油时代的同病相怜，朋友慷慨地走过去帮车主推车，好不容易把车推到了油台，服务员扯过橡皮管子往打开的油箱里一塞，期待的油流进空油箱的空旷的回响声并没有预期响起来，还不到10秒钟服务员喊了声“满了”。推了近10米，加油不到4块钱，有油还要加油的车主驾车飘然离去。让这位好心的朋友目瞪口呆。

　　“期待着援油尽快到来”
　　——加油站的艰难坚持

　　来加油的各种人士都有，甚至是外省来的。杨城启脑海中不时闪现着一个想法，如果三五天之后，北油南运或者从海外进口的原油、成品油到不了岸，他的加油站就只有关门的份了——虽然他已经坚持了这么一个多月，度过了大家都认为缺油的最艰难时期。
　　杨城启管理的5家加油站因为是属于广州石化厂，成品油的供应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勉强可以维持供应，但是因为油品整体供应紧张，成品油供应量也没有超出以前的供应范围。另外作为公司的模范加油站，他们严格执行了国家规定的价格标准，这样他们的利润增长不大。
　　8月16日下午，广州市政府招集石油相关部门所开的会议决定，8月17日起，今后三天广州的所有加油站都要对顾客加油完全放开，不再执行限加政策。而到了8月17日，杨城启的手中只有200多吨的90号汽油、500多吨的97号汽油，再把这些油分配到5个加油站，每个加油站只有40多吨的90号汽油、100余吨的97号汽油。
　　他这几个加油站每天都有20余吨的各样油品换成钞票，40多吨90号汽油对一个特殊时期的加油站来说只够维持两天的流量。他桌子上每天更新的单子清楚地告诉他，8月15日限量加油有一个加油站就出去了58.96吨，如果不限量最高可以达到60多吨。加油站就像一只本不庞大的肉体，汽车都成了吸血虫，当提油的单子一张张减少的时候，杨城启也越来越沉不住气，心里聚满了牢骚、更多的无奈。　　　
　　“其他的油品都没有了，这将会影响我们的营业额。”他们加油站总共经营四种油品，因为0号柴油和98号汽油他的手里已经没有油票，很可能再过几天油站只剩下这两种油。
　　16日以前他都是给散户加100元的油，加够就赶快让他走人！杨城启最怕加油站门前排满的一辆辆各种各样的汽车、摩托车，像以前每次只有一两辆车来加油，他总还喜欢到加油的站台上去走走，但这半个月以来他就只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因为加油车辆排成的百米长龙让他有些许的恐惧。他只有躲在办公室狭小的空间里来祈祷缺油的时代尽快结束了。
　　从一个多月之前成品油广东市场零售开始紧张的时候起，杨城启就没有感到自己开始坐在一堆堆的钱上面，油从他的加油站流出去得越快，老百姓对缺油越发肯定，他就越发觉得自己像坐在火山口的上面。
　　“我期待着援油的尽快到来。”
　　
　　“首先是让市民们安静下来”
　　——治标的方法与治本的策略

　　匮乏的油品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也给广东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广东省经贸委统计资料显示，今年1－5月份，由于煤炭、原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石化原料、钢材价格高位运行，电力供应不正常等因素，广东省工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盈利空间降低，全省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0.9亿元，增长3.5％，增幅同比回落36.2个百分点；同时，成品油价格上涨增加以运输为主业的公司的经营成本，包括民航、船运、路运和城市公交、出租车行业等；此外，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化肥价格高攀，农药、农膜、种子等价格也随势渐涨，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次油品的匮乏会造成多少的损失，恐怕没有人能够计算得清楚。
　　怎样才能降低损失，让市民的生活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首先是让市民们安静下来。8月17日开始，政府要求不限量加油就是要消除市民的恐慌心理，只要能坚持三天，只要三天！三天的不限量销售完全可以解除市民对成品油高度关注和紧张的心理需求。”郭达明明确地说。
　　广东省油气商会油品部部长的头衔让他在这段时间频出风头，但是他清楚广东向来很少储存石油或者成品油，成品油匮乏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并不是这一个多月的突发事件。
　　郭认为，缓解这次用油紧张的状况还有其他更为简洁的办法可寻，比如政府拿钱从市场上买来10万吨成品油，完全交给公交系统，一下子就可以解决这一次的缺油。他替政府算过账，从国际市场买油1吨比现在国内价格多了1000多元，10万吨大约要多掏政府1亿多元。用1亿元来解决一个经济大省的石油紧张，他觉得值得。
　　还有就是转换用户的消费观念，广东汽车保有量为300多万辆，摩托车为1000多万辆，按照发动机压缩比分类，80％以上应该使用93号以上的高标准汽油，但是实际上有60％的消费者还在使用不合压缩比的汽油，90号汽油自从新的油品标准出台之后就已不符合国家标准，明年广东的炼油厂可能将不再冶炼，但是一直以来却是一大部分人的忠实用品，而升高90号汽油的指标所耗费的代价还不如直接使用高标准汽油。
　　但是郭达明也说，这只是治标的方法，只能解一时之困。要治本，就要解决石油体系里的环节缺陷，政府鼓励炼油，能不能每桶原油补助10元人民币？这样成品油匮乏问题就可缓解，如果再有多炼多补的政策，石油体系就会走上良性循环，提价都不用了。
　　
　　“炼油厂很难创造利润”
　　——亏损中的炼油厂

　　炼油厂是这次油缺的焦点。
　　8月15日下午6时，广东省黄埔路广州石化厂大门口，5位刚刚下班的职工正坐在路边聊天，他们工厂最近裁员，一部分职工不得不加班加点到晚上12点，弥补因为人手不足而造成的生产影响。
　　据从行业内部人士了解到的消息，按照现在的出厂价，每冶炼一吨90号汽油，炼油厂就要亏损200元人民币，0号柴油以现在的任务每天就要亏损6万元，唯一可有盈利的97号汽油每吨毛利200元左右，扣除运费20多元，有180多元的利润。广州石化负责人最近表示，8月份广州石化将确保12万吨的汽油供应广州市场，这意味着该厂要亏损1.56亿元。
　　“我们工厂中层领导和普通工人一样都没有积极性。”广州石化的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厂子有个利润考核指标，完不成任务，年终个人收入将会受到直接影响。国内炼油厂因为国际大环境，原油价格抬高，而炼油厂的出厂成品油价格与进口原油价格倒挂，炼油厂很难创造利润。
　　工人杨先生说，如果把这些成品油完全地批发出去，石化厂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句话引起大家大笑，都说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中石化是广东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约占广东成品油市场的60％。中国石化集团总部已明确表示:在目前炼油全面亏损的情况下，炼油企业仍将满负荷生产，为市场提供资源；并拟于近期再增加对广东资源配置5万吨。广州石化厂近三天的产出供应量分别为5000吨、4000吨、4000吨。
　　
　　“要发改委提高成品油的出厂价”
　　——中石油、中石化联合起来做文章？

　　杨城启每天还会看一阵子报纸，各种报纸上面布满了“油荒”的字眼，这是他最怕，也最感兴趣的，前些天上面的很多对于解读“油荒”和将会在几天内缓解的消息都让他哑然失笑，他认为只要不提价或者改变成品油价格制定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东的成品油匮乏的问题。
　　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表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高位运行已久，已是强弩之末，将会逐渐转弱，但尚难以预测何时下跌。从国内市场看，部分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是由于国内成品油调价一直滞后于国际油价。
　　而绝大多数人都把矛头对准了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大石油寡头。据新浪网17日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11405人参加投票的活动中，有87.56％的人认为广东缺油系两大石油公司人为制造的。
　　“这次石油短缺应该是人为原因。”中山大学教授陆军肯定地说。国内价格机制是由发改委根据国际石油行情制定，相比滞后于国际价格一到两个月。在最近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的状况下，两大集团中石油、中石化联合起来做文章。
　　“要发改委提高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否则还将大量出口。”石化下属某经理说。
　　下列数据可以说明广东并不是没有油，而是油出口了。据8月15日的海关统计部门统计，上半年，广东口岸进口原油大幅回落，进口油1390吨，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1.30％，经过广东口岸进口成品油974万吨，下降19.1％；而今年前7个月共出口了882万吨成品油，比去年增长了45.5％，整体出现出口增长而进口下降的局面。
　　广州市石油行业谢秘书长说，广东石油部门出口多少由北京的总部决定，他们有自己的出口任务，如果想让他们多留一些，要政府和他们北京总部协商。
　　石油企业报表显示两大石油企业利润巨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在香港上市公司中利润接近千亿元，年经营额在5000亿元左右，利润空间已相当可观。中国石化的净资产收益，根据其2004年年报为17.32，其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为20.32％。2004年，中石油集团上市子公司中国石油利润超过1000亿元，中石化集团上市子公司中石化利益也达400多亿元。石油利润是房地产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四倍多。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石油行业也就炼油环节总计亏损不到42亿元。
　　也有不同的声音。
　　“企业要盈利。”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声称:“大规模的油品供应紧张，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目前折算下来每吨差价约700元。短期内国内油价不太可能和国际市场接轨，这给炼油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导致原油进口出现缺口。”
　　郭达明也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两大石油集团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
　　现在企业的做法是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少炼油，维持一个最紧的平衡来维护企业可以获得的最高利润，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上市公司，他们还要向股东负责。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坚持认为，企业只要完成或者可以保证产品的供应量就是完成了社会责任，其他的事情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不提价，广东缺油很难解决”？
　　——价格机制的等待

　　石油是战略物资，国内的油田属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石油集团管理，也只有他们才有开采和销售权利。近几年国家进口石油越来越多，去年是1.2亿吨，今年预计会达到1.5亿吨，石油进口权也归这几个大集团所有。
　　中国现行的石油定价机制始于1998年6月出台的《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其规定:原油基准价由国家计委根据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上月平均价格确定；汽油、柴油由国家计委按进口完税成本为基础加国内合理流通费用确定零售中准价，石油、石化集团公司在此基础上再上下浮动5％(后调整为8％)的幅度内确定具体零售价。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说，我国石油定价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样的定价机制使得国内油价的变动滞后于国外一两个月，从而带来很多弊端。国内交易和进出口贸易基本上采用单一的现货交割，这将会使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风险毫无保留地释放到国内；我国原油、成品油只是在价格上与国外接轨，价格机制本质上仍然是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反映国内供求关系和国家能源政策的市场价格。
　　今年初，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杨青博士强调，高度市场化的石油市场与完善的石油定价机制密不可分。发改委准备改革油价制定机制，定价机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将是以市场定价来取代现在的政府指导定价，政府由价格制定者转变为价格监管者。但是在发改委今日的会议中，决定石油价格“以平稳为主”、“微调”。
　　8月16日广州市政府要求广州全市406家加油站全部营业，17日油站经理杨城启得知广州市还有近30家加油站没有履行前一天的承诺之后，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不提价，广东的缺油状况就很难解决！”

　　
　　贫困大学生到底有多穷？相信看过时报昨天深度调查的人应该会有最直观的感受。靠捡剩饭充饥、因无钱治病致失聪、110元在广州过一个月，这种非常困境，并非传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仅在广东的高校中，类似的贫困生就超过了10万人。
　　笔者尽管自己也曾是贫困生中一员，对贫困的大学生活有过切身体会，但看到当代大学生们竟然困苦到了如此地步，还是十分意外，深深震撼。笔者以为，贫困大学生之困，不仅是他们自己之痛，也是全社会之痛。全社会都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生？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贫困大学生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客观现实，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显得如此突出。笔者相信是这些因素在起作用：一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的严重存在。二是高校收费过高。对一些人来说，生活本来就处在贫困之中，根本无力上大学；另一些人则是，生活虽过得去，但大学高额收费，让他们无力承受，就是典型的因学致贫。但无论是哪一种困境，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痛。贫困大学生的存在，当然不是孤立的，其实也是社会问题的延伸，是社会问题的直接反映。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解决贫富、地区差距过大问题当然是最根本的，但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而高校收费过高的问题，舆论也是议论多多，但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因此，最现实的是，必须努力促成有利于帮助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机制的形成和健全，其中当然包括建立更多更完善的助学基金。
　　时报设立的励志奖学金即将成立，就是希望搭一个爱心之桥，让更多的人把爱心奉献出来，给这些急需帮助的学生们。大学生离成为社会栋梁之材，就如同烧了99℃的水和沸水之别，只须再加最后一把火。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加入这加最后一把火的行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