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编者按] 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贫富差距，但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会导致社会对抗。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和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从而实现贫富和谐共处？《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　　
　　
　　★ 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　　
　　——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是贫富差距已经固化为社会结构，而难于改变了　　

　　★ 底层的非制度化生存值得严重关注　　
　　——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而在当下，过度竞争正在使底层从事的低端产业完全无利可图，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被击穿　

　　★ 底层的尊严不能被视为奢侈品
　　—— 不羞辱是特别重要的，但羞辱不仅仅是用舌头舔脚，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起来很文明的羞辱形式，是那些见怪不怪，甚至是在善意的动机驱动下发生的羞辱，特别是来自公权力的羞辱　　

　　★ 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 精英的寡头化，无疑会促成或加剧下层的民粹化，下层对精英越来越反感、抵触。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之中　　

　　★ 化解贫富差距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 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资源的：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往往同时居住着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一般民众、贩夫走卒。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不平等的，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有共生关系的一面，没有这样的关系，不同阶层的人就会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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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9月25日
　　原文标题 If you are Chinese, try very hard not to be ill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医疗体系似乎面临一场大风暴。与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一样，其影响已不再仅限于中国自身。
　　人们担心一旦生病就可能陷入拮据，这成为中国高储蓄率的驱动因素之一，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偏好，最近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过去，医疗（以及教育和养老金）由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买单。而最近几年，政府的这两大堡垒已经瓦解，留下了一个由用者自付体系来填补的真空。
　　由于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医院（中国不存在全科医生体系）已演变为类固醇药品的药房，多一半的经费来自药品销售。其余很大一部分来自诊断化验，这正是中国有些医院拥有比西方国家更先进设备的原因。
　　这种体系有着某种内在的激励，促使每个人尽可能多的销售药品——其中包括医生，他们的薪资与处方药指标挂钩。因此，中国的有钱人可以去好医院，穷人去个诊所就不错了。指责那些在大门甄别病人的医院很容易，但它们不得不尽力挣钱。
　　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一案，是今年最大的腐败案之一，这并非巧合。在7月份，他因收受100万美元贿赂、非法批准新药被执行死刑。
　　抗生素是最常见的处方，这类药会有严重后果。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过量使用抗生素，约有70%的儿童肺炎患者对治疗此病的药品产生抗体。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3家儿童医院，这一比例高达90%。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广为人知，并成为媒体“恶搞”的对象。今年，一名中国记者去了10家医院，假装成病人，在要求提供尿样时使用茶水。结果，有六家医院表示它们在“尿样”中发现了“血细胞”，并立即给开了药。
　　在解决卫生危机方面，政府并没有无所作为（那在中国颇为罕见）。在农村地区，中国正启动一个新的合作机制，把地方政府和个人缴纳的保险与各个医院的价格上限结合起来。今年5月，在大城市，政府也开始对低收入群体实行免息医疗保险计划，限制医院药品出售的利润空间。
　　在国家层面，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个委员会的关注，这个委员会包括近20家政府部门。官员们对一项全部报销的、据说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的蓝图感到担心。但一项全国新体制的启动即将开始，也许是在明年。
　　正如美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没有一个公平或值得效仿的医疗制度，一个国家也能繁荣发展，甚至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解决中国的问题，肯定没有万全之策。然而，全面医疗改革将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表明胡锦涛政府更广泛的政策方向与勇气。
　　卫生系统的问题纠结于中国更大的政策冲突之中。应该允许市场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将通过该行业增长而获利的卫生部，不愿意给私营领域太大的空间。）
　　谁来监管医生？（中国刚刚开始建立专业机构，迄今为止，那种机构所具有的独立性还从未在一党制国家发展起来。）中国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多少资金？（财政部手头掌握着大量的税收收入，但不愿意在不知道钱会怎么花的情况下，把这些钱拨到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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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作者：肖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 (2007年第18期)

　　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的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对于“个性官员”，人们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越来越多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媒体热议的“个性官员”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现在，我们尚无从考证“个性官员”一词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大概在两年多前，它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词库，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谈论中国官员时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范畴。被归入“个性官员”之列的省部级或地方官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因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而遭到一定程度的非议，但他们大多受到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赞赏和好评。 (Read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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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财经时评] 物价上升就是由于通货膨胀，这就是央行固有的逻辑；发现物价上涨后立即采取收缩银根的一系列调控，这就是央行惯用的做法。很可惜，声称是为了“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加息，却每次都事与愿违，物极必反，就像被强力压缩的弹簧，压力越大，反弹越有劲。

　　为何央行多次加息以后，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反而日益突出？

　　用加息这样的货币政策来发挥杠杆作用，抑制过高的CPI，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近年来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货币政策往往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联动影响，尽管央行采取的是小幅的加息，但是2007年以来的超过以往频率的5次加息，已经显现了一定的累积作用。加息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币升值煽风点火，从而使人民币资产（如金融、地产）的投资价值更为突出，于是吸引更多的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由此加剧了流动性泛滥。

　　目前CPI的高涨，确实是主要由于通货膨胀吗？

　　CPI（消费物价指数）是判定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判断宏观经济的唯一指标。通货膨胀是物价全面地持续地上涨，但我们目前的上涨不是全面上涨，而是结构性上涨。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宏观经济当中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严重失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供给总需求基本平衡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不能说中国进入了全面的通胀。
　　内行的人会了解，在目前的CPI统计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食品类价格的权重最高。今年，肉禽蛋类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食品类价格大幅飙升。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相关食品类产品也随之升价。这是今年以来CPI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应该是缓解肉禽蛋类供应数量的严重不足，在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上多作努力。
　　偏偏官方采取了最简单的思维——向通货膨胀靠拢，于是作出信手拈来的决策——屡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美国最近爆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还不足以作为中国经济的前车之鉴吗？

　　今年8月份美国爆发的次级按揭贷款债券危机，便是由于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为了振兴本土经济，于是在地广人稀的国土上，促进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门槛。随着“9-11”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局先后17次加息以调控经济。累积效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爆发，当初购房的中低收入者无法偿还次级按揭贷款，导致银行坏账激增，只好收回住房作抵押。由此一来，经历数年稳步上涨的美国房价开始呈现下降的苗头。已有住房者，即使有能力还贷，也担忧自己将成为负资产，于是纷纷抛售已购住房，引发连锁反应：房价加速下跌→美国经济衰退预期→美国股市下跌→在火车头减速的影响下，波及全球证券市场。
　　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累积效应，容易导致金融及房产市场的瞬间崩溃，倘若问题集中爆发，管理层难免措手不及。

　　总而言之，中国国情复杂，不可以用简单思维做决策。喜欢一概而论的决策者，应当好好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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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8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比市场预期高，并创下10年来的新高。占消费比重最大、主要由于供需失衡而波动的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8.2%。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4%，油脂价格上涨34.6%，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9.0%，鲜蛋价格上涨23.6%，水产品价格上涨6.2%，鲜菜价格上涨22.5%。近年来，央行屡次试图以紧缩银根来压制物价，结果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官方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值得决策者用心斟酌。

　　中国的物价上涨成了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要闻。原因很简单，中国那数量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对于物价上涨感到难以承受，物价与社会稳定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
　　其实，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趋势。3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涨声一片，如今则是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更严重的是，这轮物价涨势还将持续。
　　今天的中国，由政府直接调控物价既不可行，也很不智。但除此之外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出台合理的公共政策，救助对物价上涨承受力最弱的低收入阶层。在高、中、低收入这三大阶层当中，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有着极不相同的感受，房价上涨让中产阶层感受到巨大压力，穷人只能则只能望房兴叹。但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肉、蛋等物价上涨却直接关系“开门七件事”，使低收入阶层面临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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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晚报》近日发表署名文章称，九江大桥向肇事船提起索赔，无意中泄露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按照大桥管理方提供的2007年5月每日收费金额，2年的收费就已经超过了大桥建设总投入！而从大桥1988年6月正式建成通车，到2007年6月被撞塌，九江大桥已经收费19年。
　　文章称，九江大桥管理方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索赔额是这么计算出来的：九江大桥要修复并正常通车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按照2007年5月平均每日收费金额142153.80元推算，6个月的预期损失共计25587684元。
　　而资料显示，九江大桥工程总耗资为9980万元人民币。当时交通部补助400万元，另向广东信托投资公司借贷外汇54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向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贷款5500万元，其余资金由广东省交通厅筹足。
　　文章说，九江大桥确实属于收费还贷的情况，但桥塌前每天收费14万余元，近几年应该没有太大变化，那么两年的过桥费便可与总投资相当。即使加上利息，21世纪的近7年也足够了。那么，之前的十几年是不是都是“干赚”？希望大桥重修后，能否给公众一个明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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