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本报讯] 平安夜，南开大学不平安。一场别克车与自行车的轻微碰撞事故，却引发南开校园内的一场大风波，有学生被殴打致伤，别克车被群情汹涌的学生砸坏、掀翻。校领导到场给予三点承诺后事件才得以平息。 

 　　2007年12月24日晚，一辆车牌号为“津H F9556”的别克车在天津市南开大学校园内狭窄的校道上行驶时，一女生骑自行车不慎追尾，别克车尾部轻微划伤。女车主随后对该女生恶言相向，引来大量学生围观。
　　交警及学校老师到场协商调解，肇事女生愿意道歉，可是女车主依然态度强硬，不仅要求赔偿，而且大声辱骂围观的学生。“南开大学学生没素质！”“我拿出证件来，吓死你们！” “知道我是谁吗？让你们一个个全毕不了业！”等嚣张的话语激怒了在场学生，双方随即展开骂战。女车主更用电话召集来一班大汉，殴打部分学生致使其受伤，后来被打学生被120送往医院治疗。

　　凌晨时分，仍有近千名学生将别克车团团围住，女车主见势不妙后听从在场老师的引导，给学生解释认错。可是当时警察与学校保安已无法控制场面。别克车在群情汹涌之下被学生们砸烂并掀翻。
　　最后南开大学校领导和全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老师来到现场，其中一校长承诺将“依法严惩肇事者”“改善校园交通”和“不追究学生责任”，围观学生才在平安夜钟声敲响后渐渐散去。
　　事件仍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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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住在这里的人，因为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黄毅成

　　（本文节选自香港《明报周刊》附送杂志的封面专题。根据内地阅读习惯略作删节和修改。 特别鸣谢 本报紧密合作伙伴——用心观察娱乐的传媒人当记 推荐）

　　国内著名学者易中天写了一本《读城记》，提到广州，他首先指出广州不如上海和北京大气，第二指出广州文化基本是一种偏狭的地域文化。易中天的结论是：“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当你以为广州很肤浅很庸俗时，她其实建城已有二千二百年，而上海建城只有七百年，天津五百年，圣彼得堡更加只有三百年历史。秦汉时的南越国（除了土著，可能更多居民是来自吴国和越国）遗留至今的文物，有西城波斯的银盒，证明广州对外贸易始自二千年之前。广州对外贸易从未中断，在清朝闭关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通商港口，可谓独揽全国外贸。当时广州是世界上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和伦敦。
　　台湾作家龙应台到过广州，大吃一惊，尤其是后来知道禅宗六祖慧能是在广州的光孝寺受戒后，不禁问道：“十五年的深藏，风勤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之行中，无人提及？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没人告诉我？”
　　太多的“没人告诉我”。广州，这座城市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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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李荣融“央企赚钱挡都挡不住”让承受着涨价压力的公众很郁闷，虽然几个垄断的石油寡头把公众钱包当提款机让消费者很不满，但近来国家一系列让垄断者放血的举措还是给了公众不小的安慰，先是拟向石油行业征收总计600亿元俗称“暴利税”的特别收益金补贴公益和困难行业，再敦促“数钱数得手抽筋”的央企向国家分红，预计今年能收到红利500亿元。虽然500亿对赚了一万亿的央企算是毛毛雨，聊胜于无，但好歹开始向国家分红了，终于有点像“国有”企业了。
　　可公众还没来得及回味这种“国有”安慰，还没有看到暴利税和红利的影子，就听到了中石油和中石化再次向中国申请补贴的声音：由于预计今年炼油板块继续亏损以及数十万吨的成品油亏损进口，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有关人士表示，公司正在向政府汇报政策性亏损的实际情况，希望寻求政府的补贴。中央财政在前年和去年两次出台补贴政策，中国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
　　这种一边交红利一边要补贴的腾挪手段，很像从左边口袋掏出一点钱，又找个借口把钱放到右边口袋，左边红利出右边“大红包”进。又像如今社会流行的“啃老族”，央企扭亏为赢赚钱了，国家作为出资人本该分享红利和特别收益了，却没想到首先要被“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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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缩。进一步紧缩！
　　毫无疑问，明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是“杀气腾腾”，只要目前趋热的宏观经济稍有动弹，便会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土地、信贷、财政、节能、行政以及产业政策等“大棒”都将轮流侍候。
　　正在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部署这一切。据官方新华网援引消息人士称，本次会议将讨论如何控制投资、银行贷款和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以及改善民生等问题，而且会议将部署具体的战略方针和对应策略。
　　事实上，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形式分析会议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经上升为明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很显然，自2003年一度退潮的“凯恩斯主义”目前正在中国全面复辟，无论是投资、贷款、出口，还是房市、股市、物价，政府的“有形之手”无处不在。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将全部的赌注押在凯恩斯的“有形之手”上，仅仅头痛治头，脚疼治脚，而不是抓住核心问题综合治理，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事实上，从以往的经验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一般都是两种结果：要么是从经济过热一下过渡到通货紧缩的边缘，象2004年的宏观调控；要么是在“狗咬尾巴”的怪圈中打转，紧缩的结果是国内吸收减少，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再度加剧国内经济过热，象200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
　　是的，中国的经济目前似乎有失控之虞，至少从刚刚公布的10月份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由偏快趋向过热已经非常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数再平今年8月份创下的10年新高，人民币贷款也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外贸顺差也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固定资产投资也刷新年内新高。
　　中国经济的这一轮上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以住房、汽车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WTO打开的全球大门、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人口红利的迅速释放，以及国际产业的转移，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住房改革的顺利进行、地方换届选举导致的泥沙俱下的投资冲动，中国经济不被推到“火山口”也难。
　　当然，对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原因众多，一个目前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根源于国内储蓄—投资失衡引起的外部经济失衡。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的扩张冲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咎于“无形之手”的见利忘义，恰恰相反，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有形之手”使价格失灵，从而使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农村红利、政策红利等为宏观经济扩张铺路。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对于中国来说，或许凯恩斯的“有形之手”干净利落，会有立竿见影效果，但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居民、国家、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大动干戈，如果不缩短政府伸的过长的“有形之手”，结果很有可能将把中国经济赶到风箱的另一头。

　　（原文刊载于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05日，作者为《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陈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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